日期:[2026年10月10日]
-- 华商报 --
版次:[A7]
把文学放在尚未抵达的地方
■杨晓民
《双基时代的文学:算法、创作与文明的交响》的写作,始于一个让我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当一段文字已经足以使人动容,而写出它的并不是人,我们究竟被什么打动了?
最初,我也试图沿用熟悉的文学概念来解释它。作者是谁,作品从何而来,情感是否真实,形式是否新颖,这些问题当然仍然重要。但每往前走一步,我都感到旧有的坐标有些松动了。人工智能并非一支更快的笔。它能够参与构思,提供叙事路径,模仿语体,也能把写作者没有充分说清的想法推到眼前。可是,把它径直称作新的作者,同样太过匆忙。正是在这种既不能简单接纳、也不能轻易排斥的困惑中,我开始了这本书的构思。
我用碳基与硅基命名正在相遇的两种智能,并不是要断言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拥有与人相同的生命经验。恰恰相反,我希望借这个多少带有冒险意味的说法,迫使自己正视一个变化:文学现场里,已经出现了不同于人的文本生成力量。倘若理论只肯把它放在门外,我们很可能连门内发生了什么也看不清。
写这本书的第一项工作不是预言未来,而是重新提出问题。过去谈文学,我们常把它理解为一个人向另一些人表达经验的方式。那么,在人机共同参与的创作中,文学是否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界面?它既承载人的记忆、欲望与判断,也让我们看见算法如何组织语言、调用既有表达,并在与人的往返中形成新的可能。这个说法并不能消除分歧,却为讨论打开了一道缝隙:与其急于判定机器写得像不像人,不如追问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怎样改变了写作与阅读。
写作过程中,我一直警惕两种容易滑向的姿态。一种是把技术当成洪水,认为它一来,文学便无处安身;另一种则把技术当成万能的解答,仿佛效率提高之后,美学与伦理问题也会自行解决。两种判断看似相反,实际上都省略了文学最珍贵的部分:具体的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处境。我更愿意把这本书写成一场持续的辨认。辨认哪些变化确实发生了,哪些可能性值得尝试,哪些界限不该因为新奇而被轻轻抹去。
全书十二篇文章,从理论问题出发,逐渐进入创作、美学与叙事现场,再转向文学史、伦理和价值,最后讨论批评、教育与未来。这样的安排并非为了把一个尚在变化中的领域收束成整齐的结论,而是想让不同层面的问题彼此照亮。比如,当我讨论作者身份时,无法绕开创作实践中人的选择与修改;当我讨论AI文本的美学效果时,又必须面对它所模拟的情感与人真实经历之间的距离;而谈到未来的文学教育,版权、偏见以及平台的权力也不能被留在教室门外。
书中提出策展人—雕塑家复合主体,是我试图描述的一种写作变化。面对海量的生成结果,写作者不只是发出指令、挑选可用句子的人。他需要知道自己为何选择这一句而不是另一句,为何删去看似流畅却空洞的段落,又为何在某个地方宁愿停下来,亲自寻找那个尚未成形的词。策展意味着辨识与组织,雕塑意味着反复触摸、削减和承担。技术能够扩展材料的范围,却不能替人回答:我究竟想说什么,又愿意为所说的话负责到什么程度?
我写这本书时,也曾借助AI进行对话。有时我把一个概念交给它,让它从不同角度提出疑问;有时让它指出论述中可能存在的跳跃。这样的往返确实帮助我更快地发现问题,但它也让我更加清楚:顺畅不等于准确,完整不等于深刻。一个回答越显得无懈可击,我越需要回到具体的作品、写作经验和生活感受中,重新检验它。AI可以成为思想的镜子,而镜子里出现的面孔,终究需要写作者自己辨认。
这种经验也改变了我对文学史的回望。文学从来不是在与技术隔绝的地方成长的。从口耳相传到印刷传播,再到网络写作,媒介的变化始终参与着文学形式的塑造。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应受到欢呼。它提醒我,面对AI,既不必假装文学从未经历过变革,也不该因为变革不可避免,便放弃对其方向的追问。尤其当算法偏好、平台规则与商业利益共同作用于写作时,谁更容易被看见,谁的语言被当作训练材料,谁又在新的生产链条中失去署名与报酬,这些都不是文学之外的问题。
我始终相信,文学还有一种不能被效率完全衡量的价值。人会衰老,会失去所爱,会在历史和现实的压力下感到无力;人也正因此需要讲述,需要在不确定中为自己和他人寻找意义。AI能够生成关于悲伤的精妙句子,但我们仍须追问:这些句子与一个人的悲伤相遇时,带来了理解,还是仅仅复制了理解的外形?提出这样的疑问,不是为了给技术划下一道永远不可逾越的禁令,而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在惊叹表达能力的时候,忘记表达所指向的生命。
写到这里,我也更明白这本书的局限。双基时代是一种观察当下的视角,不是一张已经绘好的未来地图。它主要从我熟悉的汉语文学现场出发,未必足以解释其他语言和文化中的全部实践。技术继续变化,今天看似稳固的判断,明天也许就需要修正。我愿意把这些未完成之处留在书中,因为一部讨论未来的书,若不承认自身也处于变化之中,反而会失去应有的诚实。
我期待读者带着自己的经验来质疑这本书:作家可以从创作现场反驳我,研究者可以从理论与史料中补充我,年轻读者也可以告诉我,他们与AI共同写作时,究竟感到了自由,还是感到了新的束缚。
我写《双基时代的文学》,不是为了替文学宣布一个确定的归宿。若这本书能让我们在技术的喧响中稍稍停步,认真听一听语言背后的人、算法及其所处的世界,它便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未来的文学也许会拥有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形态。但只要我们仍愿意追问一句话从何而来、抵达何处、又将怎样影响另一个生命,文学的回声就不会消失。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双基时代的文学:算法、创作与文明的交响》的写作,始于一个让我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当一段文字已经足以使人动容,而写出它的并不是人,我们究竟被什么打动了?
最初,我也试图沿用熟悉的文学概念来解释它。作者是谁,作品从何而来,情感是否真实,形式是否新颖,这些问题当然仍然重要。但每往前走一步,我都感到旧有的坐标有些松动了。人工智能并非一支更快的笔。它能够参与构思,提供叙事路径,模仿语体,也能把写作者没有充分说清的想法推到眼前。可是,把它径直称作新的作者,同样太过匆忙。正是在这种既不能简单接纳、也不能轻易排斥的困惑中,我开始了这本书的构思。
我用碳基与硅基命名正在相遇的两种智能,并不是要断言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拥有与人相同的生命经验。恰恰相反,我希望借这个多少带有冒险意味的说法,迫使自己正视一个变化:文学现场里,已经出现了不同于人的文本生成力量。倘若理论只肯把它放在门外,我们很可能连门内发生了什么也看不清。
写这本书的第一项工作不是预言未来,而是重新提出问题。过去谈文学,我们常把它理解为一个人向另一些人表达经验的方式。那么,在人机共同参与的创作中,文学是否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界面?它既承载人的记忆、欲望与判断,也让我们看见算法如何组织语言、调用既有表达,并在与人的往返中形成新的可能。这个说法并不能消除分歧,却为讨论打开了一道缝隙:与其急于判定机器写得像不像人,不如追问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怎样改变了写作与阅读。
写作过程中,我一直警惕两种容易滑向的姿态。一种是把技术当成洪水,认为它一来,文学便无处安身;另一种则把技术当成万能的解答,仿佛效率提高之后,美学与伦理问题也会自行解决。两种判断看似相反,实际上都省略了文学最珍贵的部分:具体的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处境。我更愿意把这本书写成一场持续的辨认。辨认哪些变化确实发生了,哪些可能性值得尝试,哪些界限不该因为新奇而被轻轻抹去。
全书十二篇文章,从理论问题出发,逐渐进入创作、美学与叙事现场,再转向文学史、伦理和价值,最后讨论批评、教育与未来。这样的安排并非为了把一个尚在变化中的领域收束成整齐的结论,而是想让不同层面的问题彼此照亮。比如,当我讨论作者身份时,无法绕开创作实践中人的选择与修改;当我讨论AI文本的美学效果时,又必须面对它所模拟的情感与人真实经历之间的距离;而谈到未来的文学教育,版权、偏见以及平台的权力也不能被留在教室门外。
书中提出策展人—雕塑家复合主体,是我试图描述的一种写作变化。面对海量的生成结果,写作者不只是发出指令、挑选可用句子的人。他需要知道自己为何选择这一句而不是另一句,为何删去看似流畅却空洞的段落,又为何在某个地方宁愿停下来,亲自寻找那个尚未成形的词。策展意味着辨识与组织,雕塑意味着反复触摸、削减和承担。技术能够扩展材料的范围,却不能替人回答:我究竟想说什么,又愿意为所说的话负责到什么程度?
我写这本书时,也曾借助AI进行对话。有时我把一个概念交给它,让它从不同角度提出疑问;有时让它指出论述中可能存在的跳跃。这样的往返确实帮助我更快地发现问题,但它也让我更加清楚:顺畅不等于准确,完整不等于深刻。一个回答越显得无懈可击,我越需要回到具体的作品、写作经验和生活感受中,重新检验它。AI可以成为思想的镜子,而镜子里出现的面孔,终究需要写作者自己辨认。
这种经验也改变了我对文学史的回望。文学从来不是在与技术隔绝的地方成长的。从口耳相传到印刷传播,再到网络写作,媒介的变化始终参与着文学形式的塑造。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应受到欢呼。它提醒我,面对AI,既不必假装文学从未经历过变革,也不该因为变革不可避免,便放弃对其方向的追问。尤其当算法偏好、平台规则与商业利益共同作用于写作时,谁更容易被看见,谁的语言被当作训练材料,谁又在新的生产链条中失去署名与报酬,这些都不是文学之外的问题。
我始终相信,文学还有一种不能被效率完全衡量的价值。人会衰老,会失去所爱,会在历史和现实的压力下感到无力;人也正因此需要讲述,需要在不确定中为自己和他人寻找意义。AI能够生成关于悲伤的精妙句子,但我们仍须追问:这些句子与一个人的悲伤相遇时,带来了理解,还是仅仅复制了理解的外形?提出这样的疑问,不是为了给技术划下一道永远不可逾越的禁令,而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在惊叹表达能力的时候,忘记表达所指向的生命。
写到这里,我也更明白这本书的局限。双基时代是一种观察当下的视角,不是一张已经绘好的未来地图。它主要从我熟悉的汉语文学现场出发,未必足以解释其他语言和文化中的全部实践。技术继续变化,今天看似稳固的判断,明天也许就需要修正。我愿意把这些未完成之处留在书中,因为一部讨论未来的书,若不承认自身也处于变化之中,反而会失去应有的诚实。
我期待读者带着自己的经验来质疑这本书:作家可以从创作现场反驳我,研究者可以从理论与史料中补充我,年轻读者也可以告诉我,他们与AI共同写作时,究竟感到了自由,还是感到了新的束缚。
我写《双基时代的文学》,不是为了替文学宣布一个确定的归宿。若这本书能让我们在技术的喧响中稍稍停步,认真听一听语言背后的人、算法及其所处的世界,它便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未来的文学也许会拥有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形态。但只要我们仍愿意追问一句话从何而来、抵达何处、又将怎样影响另一个生命,文学的回声就不会消失。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