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6年11月14日]
-- 华商报 --
版次:[A5]
遗作《那年那信》（增订版）出版
家人、老友相聚『续读敬一丹』 共忆文字里的温暖力量
8日，敬一丹新作《那年那信（增订版）》（以下简称《那年那信》）发布会暨历年作品回顾纪念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
这本书完稿于2026年6月，是敬一丹的第十一本图书作品，却成为了她的最后一本遗作。书中依托1700封家书，串联四代人家族记忆与时代变迁，新增11篇回望文章。
敬一丹的一众好友、亲朋，包括敬一丹家人王梓木、王尔晴，好友倪萍、水均益、白岩松、春妮等到场，围绕这本书中关于信的故事展开分享。“续读敬一丹”，解锁那些隐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敬一丹瞬间”。
倪萍
难忘敬大姐给予的温暖
敬一丹离世时，倪萍在阿勒泰工作。
“我到阿勒泰的当天，正在化妆，小倩就跑进来，告诉我说，敬大姐没了。我这个人本来就好哭，我说我现在化不了妆了，可是所有人都在外头等着，还得按时出发。我说，快拍快拍，拍完我能赶回去送敬大姐。”但时间太紧，所在的可可托海这个地方，全是山路……终究赶不回去的倪萍哭了。
于是她给敬一丹写了一封长信，令无数网友动容。
“我给她写这封信，是9月16号晚上，拍摄回来，也没卸妆，我就开始写，一直写到早晨5点，正面、反面都写了，字也很潦草。我写得很快，脑子所有积攒的事都往外涌，笔跟不上脑子，写到天亮5点。写完了，我躺下，根本睡不着，好一顿哭。”
倪萍说自己这封信写得“真是不怎么样”，但是敬大姐的为人，让这封信的转发量和阅读量惊人。
回忆过往，倪萍感慨自己所有重要的事，敬大姐都有参与。包括当初敬大姐总催着她写《姥姥语录》。每次录节目都问：“你写到哪儿了？”
“敬大姐说的所有的事我都信，三十多年还不了解一个人吗？我绝对相信她。”倪萍说：“我曾对敬大姐说，我一定要给你画一幅向日葵，因为在我心目当中，敬大姐就是一个饱满的充满阳光照亮别人的人。当她自己有成就的时候，她也是一个低着头、弯着腰的人。”
倪萍谈到康辉曾发来了一条消息。他说：“倪萍姐，我们上午去送敬大姐最后一程了，告别室外的横幅上是‘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告别室里回荡的旋律是《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我们都要感谢生命里有过这样美好的相遇。”
水均益
她在我心里是一种“信任”
去年10月份，水均益刚开始做自媒体，做了几期热门话题，有点儿火。一天早上，敬一丹给他发了一条微信：“看小屏上的你，感觉你真的又回来了。”这种百分百的信任、把你的成绩作为她自己的骄傲的真心，让水均益十分动容。
水均益说：“她在我心里是一种‘信任’。大姐是那种打心眼里没有任何质疑地相信小水，信任小水。我们尊称她为敬大姐，在我心里，她就是一个亲姐姐，是一位带点儿长辈意味的同事，一个好朋友。”
这段时间，水均益说自己特别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更多对大姐的回忆。“我不太愿意让自己沉浸在那种失去亲人、失去好朋友的深深的悲痛当中。我相信大姐也不希望看到我们所有人是这样一种状态。”
他说：“我带着一种期望，就是我们好好地怀念大姐，她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正能量，就像她对我那种从不掩饰也不加修饰的赞美，恰恰是能给我们的一种充满阳光、像向日葵那样的能量。”
白岩松
遇到“你”是一种幸运的缘分
“9月13号，尔晴电话打过来，‘妈妈走了。’那一瞬间，脑海中跳出一行字：‘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搭档了……’”
白岩松说：“很多很多年后，如果我被问到，提起2026年会想起什么？不管我将来多大岁数，提起2026年，我可能首先会想起来的就是，那一年敬大姐走了。因为绝不仅仅是敬大姐走了，她还带走了过去三十多年一起并肩作战、相依为命、喜怒哀乐的生命历程。”
在他眼中，作为优秀记者，敬一丹在节目中呈现的都是“结果”，其原因存在于她所具备的特质里。他说，敬一丹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两档节目，《焦点访谈》是“对抗恶”，是年轻时的锐气和果敢；《感动中国》是“扩大善”，是年纪渐长后的温厚和悲悯。在他看来，敬一丹写《我遇到你》，是她自己“遇到”众生；而大家续读敬一丹，是“我（们）”遇到“你”（敬一丹），这是一种幸运的缘分。
家人眼中的她
如花笑颜，常在心头
敬一丹的爱人王梓木谈起《那年那信》，坦言这本书里没有他写的信。但他和敬一丹曾互通200余封书信，被女儿称为“两地书”。
“当时我在北京，她留在哈尔滨，我们新婚半年以后就分别，分别了长达一年之久。这一年，我们每周都在通信，一般来说是周一要发信，周六往往能收到对方的来信。我们的信经常是在空中交错，迫不及待，写信、盼信、回信，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日子慢慢往前走，后来即便不再长久分隔两地，两人出差途中的见闻、感触与思索，依旧习惯借着书信互相倾诉。“那时候的信写得很长，有时候一封能有三四千字，足足十多页纸，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
聊起朝夕相伴的爱人，王梓木又说起她伏案写书的模样：“一丹写书的情景我看过很多，她经常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不知道时间，甚至不知道地点，我认为是一种‘临在’的状态。特别是在写《床前明月光》那本书的时候，每天都是以泪洗面。我说，你这也太痛苦了，既然这么难受就别写了。她说再难受也要写，我要写给妈妈，也写给世人。”
褪去镜头前的身份，在家里，敬一丹也是顾家的妻子、母亲。“她做饭有一个特点，就是快。有的挺好吃，有的也不算好吃，就是快。”王梓木说。
屏幕内外，很多画面一直留在他心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敬一丹每次出差，拉着她常用的拉杆箱，说：“我要走了，等我回来。”在电梯门口的时候，两人还习惯地拥抱一下。“但是我没想到，这次出差她就没有回来”。
敬一丹也曾和王梓木聊起对生命无常的想法：“你经常提起无常，人生如果有无常的话，你知道我的无常会在哪里吗？一定会在我的记者生涯里。作为一个记者，走南闯北，东奔西走，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遇到不测，我的无常就会发生。”
王梓木在追思文字里记下了心底的念想：“如今，你在咱家阳台上种的花盛开着，朵朵都是你的笑脸。”
除了丈夫的回忆，女儿王尔晴也说起自己和妈妈相处的感受。“在我心目中，我妈妈的样子很多。我们之间一直都更像是朋友，我一直看到的是她身上的洒脱，她的好奇，还有她的可爱，而且她在退休之后越来越可爱。”
她还记得今年春天一件特别的事：4月，母亲给全家布置了一份家庭作业，每个人写一封信，可以写给家里任意一位亲人，写好的信会收入增订版《那年那信》。
“在这几十年当中，我非常难得地有此机会，无比认真地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是在今年5月份交的作业。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她创造了这个作业的机会，让我把信写出来，并且她读到了。”
王尔晴还分享了母亲写在《床前明月光》里的一段话：
“好好活着，像亲人期望的那样活着，我们的命，与亲人血脉相连，不容辜负！生命的历程在启示：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眼泪之后是深思，精神的DNA在延续，生活正在进行时，有质量的生活才有未来。新的日子，新的悲欢，该认真的认真，该宽容的宽容，该喜悦的喜悦，该付出的付出，该记住的记住。遇到什么事儿，心里会不时念着：假如妈妈活着，会怎样？是理解？是赞许？是摇头？然后，像亲人期望的那样，坦然去做，去看，去笑，去走……逝者渐远，留下的一切都将保持着生命的温度，而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和体验会帮助自己获得心灵深处的宁静。”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刘慧
当家信成为一本书
敬一丹
2018年，妈妈在放疗病房，我拿着刚刚出版的《那年那信》放到了妈妈手上。妈妈看着这本书，我看着她眼睛里的光。
妈妈是这本书的灵魂主编，全家人都是作者和读者，这本书里有全家人最珍惜的人生情感记录，有68年的时光痕迹，有五代人的血脉传承。
妈妈从字里行间想到了什么？儿女们珍惜着父母的珍惜，愿妈妈能够感受到至暗时刻病床前的光。高龄重病的妈妈越来越无力，我期望这本书给她带来精神慰藉。
这本书一直放在妈妈枕边，是妈妈读的最后一本书。
爸爸晚年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妈妈去世后，他不知道妈妈去哪儿了。他依然安静地看书，他常看《那年那信》这本书，但不说什么，我不知他内心的反应是否真的像妈妈在世时说的，他仅仅是保持着看书的习惯，但未必真的看进去了……
妈妈离开我们7年了，爸爸离开我们6年了，而看着这些家信，好像我们还在一起—和我们的少年时光在一起，和我们的人生节点在一起，和我们各自的小家在一起，和晚辈的孩子们在一起。
没有忘记，就没有离开。我们记得，他们就活着。
当《那年那信》这本书和读者见面时，我的感受是熟悉且新鲜的。先前，我也有过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共情感受，我带着《我遇到你》和读者交流时，谈的是我的电视职业生涯，是大家熟悉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大事。而《那年那信》引发的话题，是不同年代的小家故事，是平凡日子的生活细节，是字里行间的家人情感。这种交流，更家常，更细微。
在谈及1950年的父母情书时，我看到年轻人的好奇神情；说到信里多次提到的布票、肉票、粮票，我看到同龄人的会意，也看到孩子们的不解；说到我13岁写信告状并对逃学的弟弟大打出手，我看到读者笑中带泪的复杂眼神。每当这时，我就想，虽然信是小家的，但是年是大家的，那个年代、那段时光，是我们的共同记忆。
在读书交流之后，年轻人对我说，回家就请自己的父母讲讲他们的故事，还想知道爷爷奶奶当年的经历。
我感到欣慰，这不就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共情吗？这不就是代际沟通的一种温暖方式吗？家信中最内核的东西，年轻读者领会到了……
《那年那信》采用了信中信的形式，在书中，以我给家里的晚辈写的信开篇，讲述和他们最亲近的长辈的故事，引出相关的旧信。
这样的写法是为了缩短孩子们与漫长岁月的距离。毕竟，那几十年前泛黄的信，那复杂的时代背景，都离他们太远了。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我想做一个接力者，在我父母和孙辈之间，在过往和当下之间，做好代际连接，在家庭精神传承中，链条的每一环都是实实在在的。
在编写中，最能激发我想象的读者是谁呢？经常是我女儿、她的表兄弟姐妹们、她的闺蜜朋友、她的同龄读者。“这一届”年轻人正在成长，已经有相当的感受力、共情力，也有了相当的生活阅历和判断力，他们逐渐能与长辈平视地交流，有的还能给长辈带来启发，有的还能向晚辈输出。愿这本书能帮助他们认识来时路，理解过去，在给后辈讲故事时，多一个故事文本……
（本文有删减）
2026年6月
这本书完稿于2026年6月，是敬一丹的第十一本图书作品，却成为了她的最后一本遗作。书中依托1700封家书，串联四代人家族记忆与时代变迁，新增11篇回望文章。
敬一丹的一众好友、亲朋，包括敬一丹家人王梓木、王尔晴，好友倪萍、水均益、白岩松、春妮等到场，围绕这本书中关于信的故事展开分享。“续读敬一丹”，解锁那些隐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敬一丹瞬间”。
倪萍
难忘敬大姐给予的温暖
敬一丹离世时，倪萍在阿勒泰工作。
“我到阿勒泰的当天，正在化妆，小倩就跑进来，告诉我说，敬大姐没了。我这个人本来就好哭，我说我现在化不了妆了，可是所有人都在外头等着，还得按时出发。我说，快拍快拍，拍完我能赶回去送敬大姐。”但时间太紧，所在的可可托海这个地方，全是山路……终究赶不回去的倪萍哭了。
于是她给敬一丹写了一封长信，令无数网友动容。
“我给她写这封信，是9月16号晚上，拍摄回来，也没卸妆，我就开始写，一直写到早晨5点，正面、反面都写了，字也很潦草。我写得很快，脑子所有积攒的事都往外涌，笔跟不上脑子，写到天亮5点。写完了，我躺下，根本睡不着，好一顿哭。”
倪萍说自己这封信写得“真是不怎么样”，但是敬大姐的为人，让这封信的转发量和阅读量惊人。
回忆过往，倪萍感慨自己所有重要的事，敬大姐都有参与。包括当初敬大姐总催着她写《姥姥语录》。每次录节目都问：“你写到哪儿了？”
“敬大姐说的所有的事我都信，三十多年还不了解一个人吗？我绝对相信她。”倪萍说：“我曾对敬大姐说，我一定要给你画一幅向日葵，因为在我心目当中，敬大姐就是一个饱满的充满阳光照亮别人的人。当她自己有成就的时候，她也是一个低着头、弯着腰的人。”
倪萍谈到康辉曾发来了一条消息。他说：“倪萍姐，我们上午去送敬大姐最后一程了，告别室外的横幅上是‘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告别室里回荡的旋律是《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我们都要感谢生命里有过这样美好的相遇。”
水均益
她在我心里是一种“信任”
去年10月份，水均益刚开始做自媒体，做了几期热门话题，有点儿火。一天早上，敬一丹给他发了一条微信：“看小屏上的你，感觉你真的又回来了。”这种百分百的信任、把你的成绩作为她自己的骄傲的真心，让水均益十分动容。
水均益说：“她在我心里是一种‘信任’。大姐是那种打心眼里没有任何质疑地相信小水，信任小水。我们尊称她为敬大姐，在我心里，她就是一个亲姐姐，是一位带点儿长辈意味的同事，一个好朋友。”
这段时间，水均益说自己特别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更多对大姐的回忆。“我不太愿意让自己沉浸在那种失去亲人、失去好朋友的深深的悲痛当中。我相信大姐也不希望看到我们所有人是这样一种状态。”
他说：“我带着一种期望，就是我们好好地怀念大姐，她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正能量，就像她对我那种从不掩饰也不加修饰的赞美，恰恰是能给我们的一种充满阳光、像向日葵那样的能量。”
白岩松
遇到“你”是一种幸运的缘分
“9月13号，尔晴电话打过来，‘妈妈走了。’那一瞬间，脑海中跳出一行字：‘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搭档了……’”
白岩松说：“很多很多年后，如果我被问到，提起2026年会想起什么？不管我将来多大岁数，提起2026年，我可能首先会想起来的就是，那一年敬大姐走了。因为绝不仅仅是敬大姐走了，她还带走了过去三十多年一起并肩作战、相依为命、喜怒哀乐的生命历程。”
在他眼中，作为优秀记者，敬一丹在节目中呈现的都是“结果”，其原因存在于她所具备的特质里。他说，敬一丹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两档节目，《焦点访谈》是“对抗恶”，是年轻时的锐气和果敢；《感动中国》是“扩大善”，是年纪渐长后的温厚和悲悯。在他看来，敬一丹写《我遇到你》，是她自己“遇到”众生；而大家续读敬一丹，是“我（们）”遇到“你”（敬一丹），这是一种幸运的缘分。
家人眼中的她
如花笑颜，常在心头
敬一丹的爱人王梓木谈起《那年那信》，坦言这本书里没有他写的信。但他和敬一丹曾互通200余封书信，被女儿称为“两地书”。
“当时我在北京，她留在哈尔滨，我们新婚半年以后就分别，分别了长达一年之久。这一年，我们每周都在通信，一般来说是周一要发信，周六往往能收到对方的来信。我们的信经常是在空中交错，迫不及待，写信、盼信、回信，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日子慢慢往前走，后来即便不再长久分隔两地，两人出差途中的见闻、感触与思索，依旧习惯借着书信互相倾诉。“那时候的信写得很长，有时候一封能有三四千字，足足十多页纸，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
聊起朝夕相伴的爱人，王梓木又说起她伏案写书的模样：“一丹写书的情景我看过很多，她经常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不知道时间，甚至不知道地点，我认为是一种‘临在’的状态。特别是在写《床前明月光》那本书的时候，每天都是以泪洗面。我说，你这也太痛苦了，既然这么难受就别写了。她说再难受也要写，我要写给妈妈，也写给世人。”
褪去镜头前的身份，在家里，敬一丹也是顾家的妻子、母亲。“她做饭有一个特点，就是快。有的挺好吃，有的也不算好吃，就是快。”王梓木说。
屏幕内外，很多画面一直留在他心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敬一丹每次出差，拉着她常用的拉杆箱，说：“我要走了，等我回来。”在电梯门口的时候，两人还习惯地拥抱一下。“但是我没想到，这次出差她就没有回来”。
敬一丹也曾和王梓木聊起对生命无常的想法：“你经常提起无常，人生如果有无常的话，你知道我的无常会在哪里吗？一定会在我的记者生涯里。作为一个记者，走南闯北，东奔西走，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遇到不测，我的无常就会发生。”
王梓木在追思文字里记下了心底的念想：“如今，你在咱家阳台上种的花盛开着，朵朵都是你的笑脸。”
除了丈夫的回忆，女儿王尔晴也说起自己和妈妈相处的感受。“在我心目中，我妈妈的样子很多。我们之间一直都更像是朋友，我一直看到的是她身上的洒脱，她的好奇，还有她的可爱，而且她在退休之后越来越可爱。”
她还记得今年春天一件特别的事：4月，母亲给全家布置了一份家庭作业，每个人写一封信，可以写给家里任意一位亲人，写好的信会收入增订版《那年那信》。
“在这几十年当中，我非常难得地有此机会，无比认真地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是在今年5月份交的作业。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她创造了这个作业的机会，让我把信写出来，并且她读到了。”
王尔晴还分享了母亲写在《床前明月光》里的一段话：
“好好活着，像亲人期望的那样活着，我们的命，与亲人血脉相连，不容辜负！生命的历程在启示：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眼泪之后是深思，精神的DNA在延续，生活正在进行时，有质量的生活才有未来。新的日子，新的悲欢，该认真的认真，该宽容的宽容，该喜悦的喜悦，该付出的付出，该记住的记住。遇到什么事儿，心里会不时念着：假如妈妈活着，会怎样？是理解？是赞许？是摇头？然后，像亲人期望的那样，坦然去做，去看，去笑，去走……逝者渐远，留下的一切都将保持着生命的温度，而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和体验会帮助自己获得心灵深处的宁静。”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刘慧
当家信成为一本书
敬一丹
2018年，妈妈在放疗病房，我拿着刚刚出版的《那年那信》放到了妈妈手上。妈妈看着这本书，我看着她眼睛里的光。
妈妈是这本书的灵魂主编，全家人都是作者和读者，这本书里有全家人最珍惜的人生情感记录，有68年的时光痕迹，有五代人的血脉传承。
妈妈从字里行间想到了什么？儿女们珍惜着父母的珍惜，愿妈妈能够感受到至暗时刻病床前的光。高龄重病的妈妈越来越无力，我期望这本书给她带来精神慰藉。
这本书一直放在妈妈枕边，是妈妈读的最后一本书。
爸爸晚年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妈妈去世后，他不知道妈妈去哪儿了。他依然安静地看书，他常看《那年那信》这本书，但不说什么，我不知他内心的反应是否真的像妈妈在世时说的，他仅仅是保持着看书的习惯，但未必真的看进去了……
妈妈离开我们7年了，爸爸离开我们6年了，而看着这些家信，好像我们还在一起—和我们的少年时光在一起，和我们的人生节点在一起，和我们各自的小家在一起，和晚辈的孩子们在一起。
没有忘记，就没有离开。我们记得，他们就活着。
当《那年那信》这本书和读者见面时，我的感受是熟悉且新鲜的。先前，我也有过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共情感受，我带着《我遇到你》和读者交流时，谈的是我的电视职业生涯，是大家熟悉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大事。而《那年那信》引发的话题，是不同年代的小家故事，是平凡日子的生活细节，是字里行间的家人情感。这种交流，更家常，更细微。
在谈及1950年的父母情书时，我看到年轻人的好奇神情；说到信里多次提到的布票、肉票、粮票，我看到同龄人的会意，也看到孩子们的不解；说到我13岁写信告状并对逃学的弟弟大打出手，我看到读者笑中带泪的复杂眼神。每当这时，我就想，虽然信是小家的，但是年是大家的，那个年代、那段时光，是我们的共同记忆。
在读书交流之后，年轻人对我说，回家就请自己的父母讲讲他们的故事，还想知道爷爷奶奶当年的经历。
我感到欣慰，这不就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共情吗？这不就是代际沟通的一种温暖方式吗？家信中最内核的东西，年轻读者领会到了……
《那年那信》采用了信中信的形式，在书中，以我给家里的晚辈写的信开篇，讲述和他们最亲近的长辈的故事，引出相关的旧信。
这样的写法是为了缩短孩子们与漫长岁月的距离。毕竟，那几十年前泛黄的信，那复杂的时代背景，都离他们太远了。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我想做一个接力者，在我父母和孙辈之间，在过往和当下之间，做好代际连接，在家庭精神传承中，链条的每一环都是实实在在的。
在编写中，最能激发我想象的读者是谁呢？经常是我女儿、她的表兄弟姐妹们、她的闺蜜朋友、她的同龄读者。“这一届”年轻人正在成长，已经有相当的感受力、共情力，也有了相当的生活阅历和判断力，他们逐渐能与长辈平视地交流，有的还能给长辈带来启发，有的还能向晚辈输出。愿这本书能帮助他们认识来时路，理解过去，在给后辈讲故事时，多一个故事文本……
（本文有删减）
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