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年11月03日]
-- 华商报 --
版次:[A5]
把遗产留给“想给的人” 法律为老人“撑腰”
辛苦一辈子积攒的房产和存款，如何按照自己的心愿安排，避免身后子女纷争？这是许多老年人关心的话题。法律赋予了老年人处分自己财产的充分自由，但如何才能正确行使这份权利？近日，北京三中院召开新闻通报会，通过几起典型案例，梳理出老年人养老、财产处置的关键问题。
>>案例一
签订多份“养老协议”
谁来照顾房产归谁
老人李先诚为安度晚年，先后安排了两轮“养老协议”。2008年，他与李鑫鑫、姜伟签订了第一份遗赠扶养协议，约定共同居住由二人照顾其生活起居，李先诚去世后其名下房产归二人所有。然而，到了2014年，李先诚又与李学文、李金明签订了第二份遗赠扶养协议，内容相似，约定由李学文、李金明承担扶养责任并获赠同一套房产。
2015年，老人李先诚又出具了一份《声明书》，明确表示其名下财产继续按照2008年的协议执行，并撤销其他所有涉及财产处分的文件。2017年，李先诚去世，其名下的房产恰逢拆迁，作为实际居住人，李鑫鑫获得了拆迁补偿。此举引发了李学文、李金明的强烈反对，双方就拆迁利益的归属问题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哪一方真正履行了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的义务。证据显示，李鑫鑫、姜伟自2007年起就与老人共同居住，并提供生活照料。他们提交的医疗票据、病历、丧葬费票据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自始至终承担了老人生活、生病就医及身后事等全面、持续的扶养义务，切实履行了2008年协议的约定。而李学文、李金明提交的证据仅为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间看望、照顾老人的部分照片和录音。
法院指出，在这段时间内，李鑫鑫、姜伟并未停止履行扶养义务，仍在持续照顾老人。因此，李学文、李金明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尽到了协议所要求的“全面且持续性、实质性”的扶养义务，其行为更多属于“简单的探望、见面”。
此外，法院充分尊重了老人李先诚在2015年《声明书》中表达的个人真实意愿，这进一步强化了2008年协议的效力。综上，法院判决认定，李鑫鑫依据2008年遗赠扶养协议获得的拆迁补偿利益，与李学文、李金明无关。
>>案例二
尊重老人意愿
将遗产留给“想给的人”
刘某夫妇育有三女一子，名下有一套房产。两位老人经过深思熟虑，共同订立了一份公证遗嘱，明确表示将他们在这套房屋中所占的份额，留给三女儿和三女婿共同继承。
老人去世后，三女儿在家庭微信群中公布了这份遗嘱。三女婿随即回应，“这份遗嘱是爸妈的心愿，我愿意遵照他们的意愿继承房子，也很感激他们的心意。”然而，这份将财产赠予“外人”——女婿的遗嘱，引发了家庭内部的争议。其他继承人质疑女婿并非法定继承人，是否有权继承房产。案件最终诉至法院。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刘某夫妇订立的公证遗嘱真实有效，涉案房屋应当按照遗嘱内容办理，三女婿系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亦对老人进行了照顾，老人系将涉案房屋的相应份额遗赠给三女婿。
法官介绍，民法典对于遗嘱继承不限于法定继承人的规则，充分考虑了现实生活中家庭生活、个人情感、财产安排等因素交织的复杂性，最大程度尊重了被继承人的意思自治。
>>案例三
夫妻一起立遗嘱，一方先走另一方能改主意吗？
陈某与郭某是一对夫妻，育有四名子女。2013年9月，夫妻二人共同订立了一份遗嘱，将他们共有的房屋及现金等财产，分配给了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孙子。
2013年10月，郭某去世。时隔不到一年，在2014年8月，尚在世的陈某又亲笔书写了一份新的遗嘱，在这份遗嘱中，陈某明确表示要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过户给小女儿，并由小女儿承担相关的过户费用。
此后，陈某也去世，家庭内部因房产继承问题产生分歧。小女儿依据父亲2014年的自书遗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由其一人继承所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某与郭某2013年所立的是夫妻共同遗嘱，处理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当夫妻一方（郭某）先于另一方死亡时，在世的一方（陈某）有权就遗嘱中涉及个人财产的部分进行撤销或变更。陈某于2014年书写的遗嘱，是他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次，对于郭某的遗产份额，本应按照2013年的共同遗嘱执行，由大女儿、小女儿和孙子共同继承。但本案中，大女儿与孙子均在诉讼中明确表示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份额。因此，法院认定，郭某的遗产份额也由小女儿继承。
法官表示，老年夫妇通过共同遗嘱安排身后事，法律尊重并保障其处分财产的自由。但当一方去世后，这种自由在在世一方身上得以延续——他/她有权根据自身意愿和情况变化，重新处分属于自己的财产。 据新京报
>>案例一
签订多份“养老协议”
谁来照顾房产归谁
老人李先诚为安度晚年，先后安排了两轮“养老协议”。2008年，他与李鑫鑫、姜伟签订了第一份遗赠扶养协议，约定共同居住由二人照顾其生活起居，李先诚去世后其名下房产归二人所有。然而，到了2014年，李先诚又与李学文、李金明签订了第二份遗赠扶养协议，内容相似，约定由李学文、李金明承担扶养责任并获赠同一套房产。
2015年，老人李先诚又出具了一份《声明书》，明确表示其名下财产继续按照2008年的协议执行，并撤销其他所有涉及财产处分的文件。2017年，李先诚去世，其名下的房产恰逢拆迁，作为实际居住人，李鑫鑫获得了拆迁补偿。此举引发了李学文、李金明的强烈反对，双方就拆迁利益的归属问题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哪一方真正履行了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的义务。证据显示，李鑫鑫、姜伟自2007年起就与老人共同居住，并提供生活照料。他们提交的医疗票据、病历、丧葬费票据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自始至终承担了老人生活、生病就医及身后事等全面、持续的扶养义务，切实履行了2008年协议的约定。而李学文、李金明提交的证据仅为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间看望、照顾老人的部分照片和录音。
法院指出，在这段时间内，李鑫鑫、姜伟并未停止履行扶养义务，仍在持续照顾老人。因此，李学文、李金明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尽到了协议所要求的“全面且持续性、实质性”的扶养义务，其行为更多属于“简单的探望、见面”。
此外，法院充分尊重了老人李先诚在2015年《声明书》中表达的个人真实意愿，这进一步强化了2008年协议的效力。综上，法院判决认定，李鑫鑫依据2008年遗赠扶养协议获得的拆迁补偿利益，与李学文、李金明无关。
>>案例二
尊重老人意愿
将遗产留给“想给的人”
刘某夫妇育有三女一子，名下有一套房产。两位老人经过深思熟虑，共同订立了一份公证遗嘱，明确表示将他们在这套房屋中所占的份额，留给三女儿和三女婿共同继承。
老人去世后，三女儿在家庭微信群中公布了这份遗嘱。三女婿随即回应，“这份遗嘱是爸妈的心愿，我愿意遵照他们的意愿继承房子，也很感激他们的心意。”然而，这份将财产赠予“外人”——女婿的遗嘱，引发了家庭内部的争议。其他继承人质疑女婿并非法定继承人，是否有权继承房产。案件最终诉至法院。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刘某夫妇订立的公证遗嘱真实有效，涉案房屋应当按照遗嘱内容办理，三女婿系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亦对老人进行了照顾，老人系将涉案房屋的相应份额遗赠给三女婿。
法官介绍，民法典对于遗嘱继承不限于法定继承人的规则，充分考虑了现实生活中家庭生活、个人情感、财产安排等因素交织的复杂性，最大程度尊重了被继承人的意思自治。
>>案例三
夫妻一起立遗嘱，一方先走另一方能改主意吗？
陈某与郭某是一对夫妻，育有四名子女。2013年9月，夫妻二人共同订立了一份遗嘱，将他们共有的房屋及现金等财产，分配给了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孙子。
2013年10月，郭某去世。时隔不到一年，在2014年8月，尚在世的陈某又亲笔书写了一份新的遗嘱，在这份遗嘱中，陈某明确表示要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过户给小女儿，并由小女儿承担相关的过户费用。
此后，陈某也去世，家庭内部因房产继承问题产生分歧。小女儿依据父亲2014年的自书遗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由其一人继承所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某与郭某2013年所立的是夫妻共同遗嘱，处理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当夫妻一方（郭某）先于另一方死亡时，在世的一方（陈某）有权就遗嘱中涉及个人财产的部分进行撤销或变更。陈某于2014年书写的遗嘱，是他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次，对于郭某的遗产份额，本应按照2013年的共同遗嘱执行，由大女儿、小女儿和孙子共同继承。但本案中，大女儿与孙子均在诉讼中明确表示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份额。因此，法院认定，郭某的遗产份额也由小女儿继承。
法官表示，老年夫妇通过共同遗嘱安排身后事，法律尊重并保障其处分财产的自由。但当一方去世后，这种自由在在世一方身上得以延续——他/她有权根据自身意愿和情况变化，重新处分属于自己的财产。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