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年10月16日]
-- 华商报 --
版次:[B3]
文艺批评
我和祖国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看《我和我的祖国》
张渝
美术批评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美术批评。已出版个人专著《雪尘语画》《青春的子弹》《书法主义》并在全国学术期刊《书屋》《美术观察》《中国书画》《艺术当代》《江苏画刊》《荣宝斋》《美术博物馆》《朵云》《收藏》《文学自由谈》《文艺报》《美术报》《中国美术报》《中国书画报》等报刊发表艺术评论文章200余篇。
因为王菲“柔美”版的唱腔，事前已经知道《我和我的祖国》在2019年的9月30日公映。王菲的唱腔、葛优的光头以及片花中戴着墨镜由宋佳扮演的女飞行员吕潇然的侧颜杀，至少为电影贡献了半数以上的票房。于此，我必须要说，这个片花成功悬起了我们的好奇。但是，仅有好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包裹“好奇”的裹挟场域。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或者国家，或者亲友，总有一种力量让你走进某个晚会现场或者影院。它所提供的感动的稠度，超出了单一的阐释场域。于是，我看到了组诗一般的电影制作——一个主题下，七个单元相互依存，却又各自成篇的《我和我的祖国》。
《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七部短片、七个导演、七个视角，却是一个主题——我和我的祖国。
作为主题性创作，最难的不是“大”，而是“小”，小人物的“小”。这方面，电影界比绘画界高出很多。很多画家都承担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但截至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让我心动的作品。画家们由于太注重“重大”二字，而在重大题材中一直高高在上，下不来，也因此接不了地气。而《我和我的祖国》一片的几位导演，却从最重大的题材中阐述“人民”而非伟人或英雄的意义。对于国家和历史而言，人民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很像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了这些，即便再霸气的“佳肴”也是不可能做成的。
较之开国元勋，负责电动升国旗装置的林志远、参与研发原子弹的高远、的哥张北京、备航的女飞行员吕潇然、扶贫的李书记等都是小人物。然而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却有着大事件所必备的历史品质。只有通过这些小人物的言行，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国家的激情。
二十几岁的杜甫曾经写了激情四射的《望岳》，那时的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人到中年，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喜欢观望的杜甫的远望有了质的改变。这种改变体现在他的《春望》一诗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当杜甫收起仰望高山的目光而不再仰头时，他的身体和目光都回到了正常的生理和生活状态。彼时，他望见了草木、望见了草木一般的小民。没有小民般的“草木”，所谓的“城春”会在哪里？
严格意义上说，《我和我的祖国》关于“小人物”的叙事手法并未超越《骆驼祥子》。但是，请记住2019年的9月30日。这一天，《我和我的祖国》的公映，成为叙事史上的一个拐点，一个事件。因为困扰中国艺术界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原来可以用不太重大的小人物来表现。相比于廖昌永式的主旋律演唱，王菲柔美的演唱把真实、真切、真情以降八度的形式放回地面，放到我们身边的胡同里巷、左邻右舍。她让我们不是身在梦中，而是在生活里。
无论有名，还是无名，我和我的祖国都需要英雄。影片《我和我的祖国》当然也有其英雄情结。当林志远克服恐高爬到旗杆高处完成焊接任务；当高远逆行返回实验室；当吕潇然把旋转训练提高到强度8时，他们就是英雄。虽然都是小人物，他们的气质和做派却是大英雄。显然，这样的叙事手法在骨子里还是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英雄塑造手法，不同的只是鼓点小了，平心静气了。但这是一个当下的新气象。
不过，真正的叙事进步还不在这里，而是在葛优饰演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张北京那里。因为，英雄的品质在他那里从道德层面的“好”进入到了人性层面的“善”。
张北京很幸运地在自己单位抽到了一张北京奥运会的门票。“门票”往往是权利的“符号”。这也是身为出租车司机的张北京逢人便说他的票是萨马兰奇送给他的原因所在。身为草民，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类似张北京吹嘘他和萨马兰奇是朋友之类的事。在光荣的高光没有到来时，虚荣支撑着小民的生活。然而，一旦发现汶川15岁小男孩儿的父亲，是一个曾经参与了修建北京奥运体育馆工程却在地震中不幸遇难的人之后，张北京把那张唯一的奥运会入场券——一张他向前妻炫耀、准备送给儿子作为生日礼物的门票，毫不犹豫地送给了那个小男孩儿。那种积蓄于人性深处的善良抚平了小人物热情却爱吹牛的瑕疵。小人物们也因此而真实。真实之中，是不是伟大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感动久违的情感回来了。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在李跃公号“跃辨越明”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些人为什么如此容易‘热泪盈眶’”。
他的文章有其自成一家的道理以及一定的当下针对性。他“只是不习惯于为某种宏大的、抽象化的事物感动而已。”为此，李跃引用《老残游记》一段话谈论自己的观点，我援引如下：“刘鹗在《老残游记》的自序中写道，‘婴儿坠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也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也就是说，哭泣是一种灵性的表现，‘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一个失去了哭泣能力的人，一定是内心麻木的人。所以刘鹗才说‘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
其实，李跃和刘鹗都忽视了“喜极而泣”的感动。也许，一辈子也遇不见几次喜极而泣的事。恰巧遇见，哭又何妨？当然，如此的前提是，哭泣不是表态和表演。
李跃所反对的也在这里。
如同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构成生活本身一样，七部小片以其各自的酸甜不同组成大片《我和我的祖国》。作为小民，我第一次在“祖国”式大题材的大篇幅中，看到了小民的感动、激动以及冲动。在一个又一个的小民际遇中，我明白了电影院里的我为什么会饱含泪水。
美术批评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美术批评。已出版个人专著《雪尘语画》《青春的子弹》《书法主义》并在全国学术期刊《书屋》《美术观察》《中国书画》《艺术当代》《江苏画刊》《荣宝斋》《美术博物馆》《朵云》《收藏》《文学自由谈》《文艺报》《美术报》《中国美术报》《中国书画报》等报刊发表艺术评论文章200余篇。
因为王菲“柔美”版的唱腔，事前已经知道《我和我的祖国》在2019年的9月30日公映。王菲的唱腔、葛优的光头以及片花中戴着墨镜由宋佳扮演的女飞行员吕潇然的侧颜杀，至少为电影贡献了半数以上的票房。于此，我必须要说，这个片花成功悬起了我们的好奇。但是，仅有好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包裹“好奇”的裹挟场域。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或者国家，或者亲友，总有一种力量让你走进某个晚会现场或者影院。它所提供的感动的稠度，超出了单一的阐释场域。于是，我看到了组诗一般的电影制作——一个主题下，七个单元相互依存，却又各自成篇的《我和我的祖国》。
《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七部短片、七个导演、七个视角，却是一个主题——我和我的祖国。
作为主题性创作，最难的不是“大”，而是“小”，小人物的“小”。这方面，电影界比绘画界高出很多。很多画家都承担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但截至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让我心动的作品。画家们由于太注重“重大”二字，而在重大题材中一直高高在上，下不来，也因此接不了地气。而《我和我的祖国》一片的几位导演，却从最重大的题材中阐述“人民”而非伟人或英雄的意义。对于国家和历史而言，人民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很像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了这些，即便再霸气的“佳肴”也是不可能做成的。
较之开国元勋，负责电动升国旗装置的林志远、参与研发原子弹的高远、的哥张北京、备航的女飞行员吕潇然、扶贫的李书记等都是小人物。然而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却有着大事件所必备的历史品质。只有通过这些小人物的言行，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国家的激情。
二十几岁的杜甫曾经写了激情四射的《望岳》，那时的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人到中年，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喜欢观望的杜甫的远望有了质的改变。这种改变体现在他的《春望》一诗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当杜甫收起仰望高山的目光而不再仰头时，他的身体和目光都回到了正常的生理和生活状态。彼时，他望见了草木、望见了草木一般的小民。没有小民般的“草木”，所谓的“城春”会在哪里？
严格意义上说，《我和我的祖国》关于“小人物”的叙事手法并未超越《骆驼祥子》。但是，请记住2019年的9月30日。这一天，《我和我的祖国》的公映，成为叙事史上的一个拐点，一个事件。因为困扰中国艺术界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原来可以用不太重大的小人物来表现。相比于廖昌永式的主旋律演唱，王菲柔美的演唱把真实、真切、真情以降八度的形式放回地面，放到我们身边的胡同里巷、左邻右舍。她让我们不是身在梦中，而是在生活里。
无论有名，还是无名，我和我的祖国都需要英雄。影片《我和我的祖国》当然也有其英雄情结。当林志远克服恐高爬到旗杆高处完成焊接任务；当高远逆行返回实验室；当吕潇然把旋转训练提高到强度8时，他们就是英雄。虽然都是小人物，他们的气质和做派却是大英雄。显然，这样的叙事手法在骨子里还是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英雄塑造手法，不同的只是鼓点小了，平心静气了。但这是一个当下的新气象。
不过，真正的叙事进步还不在这里，而是在葛优饰演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张北京那里。因为，英雄的品质在他那里从道德层面的“好”进入到了人性层面的“善”。
张北京很幸运地在自己单位抽到了一张北京奥运会的门票。“门票”往往是权利的“符号”。这也是身为出租车司机的张北京逢人便说他的票是萨马兰奇送给他的原因所在。身为草民，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类似张北京吹嘘他和萨马兰奇是朋友之类的事。在光荣的高光没有到来时，虚荣支撑着小民的生活。然而，一旦发现汶川15岁小男孩儿的父亲，是一个曾经参与了修建北京奥运体育馆工程却在地震中不幸遇难的人之后，张北京把那张唯一的奥运会入场券——一张他向前妻炫耀、准备送给儿子作为生日礼物的门票，毫不犹豫地送给了那个小男孩儿。那种积蓄于人性深处的善良抚平了小人物热情却爱吹牛的瑕疵。小人物们也因此而真实。真实之中，是不是伟大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感动久违的情感回来了。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在李跃公号“跃辨越明”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些人为什么如此容易‘热泪盈眶’”。
他的文章有其自成一家的道理以及一定的当下针对性。他“只是不习惯于为某种宏大的、抽象化的事物感动而已。”为此，李跃引用《老残游记》一段话谈论自己的观点，我援引如下：“刘鹗在《老残游记》的自序中写道，‘婴儿坠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也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也就是说，哭泣是一种灵性的表现，‘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一个失去了哭泣能力的人，一定是内心麻木的人。所以刘鹗才说‘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
其实，李跃和刘鹗都忽视了“喜极而泣”的感动。也许，一辈子也遇不见几次喜极而泣的事。恰巧遇见，哭又何妨？当然，如此的前提是，哭泣不是表态和表演。
李跃所反对的也在这里。
如同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构成生活本身一样，七部小片以其各自的酸甜不同组成大片《我和我的祖国》。作为小民，我第一次在“祖国”式大题材的大篇幅中，看到了小民的感动、激动以及冲动。在一个又一个的小民际遇中，我明白了电影院里的我为什么会饱含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