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年09月05日]
-- 华商报 --
版次:[C2]
茅奖全接触6 专家评议茅奖作品——
他们，以文字的力量致敬现实主义
百姓生活的时代书写
——读梁晓声《人世间》
李师东
《人世间》所描写的城市百姓生活，是其他同代作家很难实现的。这是梁晓声所具备的独特生活优势。多年之后，梁晓声才去触碰它，可谓用心良苦。
正因如此，《人世间》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年代写作”。所谓年代写作，往往被理解为出生于某个年代的作家的写作。《人世间》的写作，恰恰是从年代开始的。《人世间》里的周氏三兄妹，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人。作品从他们走进社会的上世纪70年代初，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时间跨度长达近50年。梁晓声和共和国同龄，他有条件写出这一段感同身受的历史。而这近50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百姓生活由贫困走向富裕，社会文化从贫乏走向多元。当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与每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时，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人间奇景。而这正是《人世间》要向我们集中展示的。
把百姓生活放进近50年的时间长河里去浸润、磨洗，这确实需要胆识和勇气。而百姓生活作为现实生活的基础和根本，也最能印证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于是，在《人世间》里我们看到，近50年里出现过的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推荐上大学、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出国潮、下海、走穴、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会动向和重要社会现象，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对《人世间》中的各类人物都发生过深刻的人生影响。于是，在作者构建的人世间的生活场景里，我们读到了个人的成长、草根青年的奋斗，读到了婚姻、家庭的维系与经营，读到了家族的衰败与延续，读到了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读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亲疏远近，读到了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
我们在《人世间》里，还读到了底层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读到了平民百姓向往更好生活的人生努力，读到了读书影响人生、知识改变命运的提示，以及作者对人间世事的忧思和感怀。
《人世间》形象而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近50年中国的百姓生活和时代发展。这对于今天的人们回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普通百姓的心路历程，有着弥足珍贵的认知和审美功效。这是年代写作的必然意义，更是《人世间》的价值所在。（文字有删减）
（李师东，现任中青社副总编辑，《人世间》责编之一）
酷烈而旖旎的战争风情画
——读《牵风记》
张志忠
许多年前，当面听徐怀中先生说要写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小说，我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看到《牵风记》，真是兴奋万分，没有想到这样宏大的题材，写出来举重若轻，酷烈旖旎，情采飞扬。它保持了徐怀中的战争抒情诗的风格，也接续了徐怀中一向推崇的孙犁《风云初记》的写法——当年徐怀中对孙犁崇拜至极，曾经说过，愿以10年生命换取孙犁先生《风云初记》的后续完成。以自己生命的减损为孙犁先生延寿，此情可悯，但无法成为现实。可赞叹的是，徐怀中潜心研读孙犁，有解读孙犁小说《琴和箫》的文章《天籁乐章──读孙犁小说〈琴和箫〉》（《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问世。仁者得寿，徐怀中以耄耋之年，将孙犁的精神命脉融入自己的作品，完成了自己的心事，文坛何幸！《牵风记》中那个曹大姐，活脱脱是从孙犁《白洋淀纪事》中走出来的人物，孙犁写的是为了动员村子里的青年人参军，而选择新战士做丈夫的女孩子，曹大姐身为已过待嫁之年的村妇女主任，却选择了曹水儿这样童蒙未开不知男女之事的小战士做丈夫，涉笔成趣。更为重要的是，徐怀中承续了孙犁的抒情小说体式，以抒情笔墨写战争风云，为当下的文坛增添了难能可贵的风姿。当下的小说或轻或重地受到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影响，在情节方面用力甚勤，《牵风记》却是一部文学性十足、案头性十足，将文学的语言和叙述发挥到极致的精彩之作。（文字有删减）
（张志忠，著名文学评论家）
民族之河的历史与此刻
——评徐则臣《北上》
张莉
《北上》是带给我们惊喜的长篇小说，它是一部史诗之作，笃定、扎实、纵横交错，有静水深流和雄浑阔大之美。小说没有变成纯粹的关于运河儿女故事的讲述，徐则臣把它写成了具有世界意识和宏阔视野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北上》恢复了长篇小说应该有的长度、宽度和密度。
《北上》再现了运河的历史命运，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作为民族文脉的运河的视角。我们讨论运河历史的时候，不只是要写出它的历史，也要重新找到理解它的角度和方法。在小说中，作家给我们一种方式，重新打量运河内部生生不息的文化资源和生命能量。
阅读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是，作为写作者，徐则臣充满了自信，一种文化自信和写作自信。我一直在想这个自信从哪里来。我想他的自信与他受的教育以及新中国的发展有关联，他是被改革开放塑造出来的作家，因此《北上》是中国新一代作家给予运河的想象，有别于此前以往的河流故事。
当然还有作家作为运河儿女的自信。如果熟悉徐则臣的作品，会发现运河作为书写背景在他的小说中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了，这也意味着《北上》是他命中注定的作品。一部好作品一定要与作家的命运、与他自己身体内部发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他才能够创作出独属于他的作品。如何让个人的生命之河融入笔端，写出个人记忆中的运河蓝本，这是对一般作家最起码的要求。但是对于一个优秀作家来说，你要超越个人视角和个人感受，进入更阔大的视域。
《北上》要追溯这条河的过往与来处，要以艺术手段为这条河赋型。此前我们对运河的理解是片断性的、零碎的，优秀作家的追求就是整体性，赋予它一种生命的活力，写出这个民族之河的历史与此刻，要用艺术的手段使它活起来，要使它栩栩如生地生长在我们民族文学的记忆链条里，这是他必须要达到的。
作家跨越了这些难度。所以这部作品纵横交错、广阔辽远，一扫我们对以前运河文明的肤浅理解，他进入了运河文明的内部。这与作家采用的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有关。他采用叙述时间上双线并行、上下交汇。在此书中，运河作为时间的主体，而不是时间作为主体。在一般的历史写作里，时间是一条长河，我们顺着时间。而此书中，你会发现这部作品里面运河是主体，运河是事实本身，是主人公，作家是站在运河的角度去书写《北上》，这是让人觉得惊喜的地方。
如果说百年时间的交汇是小说陌生化的表达方式之一，另外一种表达就是他选择从外国人的视角去书写。小波罗来到中国寻找他的兄弟，由此，中国读者要跟随一位西方人的视角看中国，看中国人的日常和爱恨情愁，但这很容易变成东方主义的写作，就是一个西方人的猎奇。但是徐则臣又引领读者以中国人的方式、中国人的视角重新看西方人。所以我们发现观看是互相的，这种观看最终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小波罗看中国的时候他也在被观看，他们的交汇不仅仅是语言，而且还是文明，更多的是一种东西方想象，东西方理念的交汇和相遇。这变成时间和角度的双重新鲜。
真正的长篇小说要有它的长度、宽度和密度，而且要有它的实感和切肤感，同时优秀的小说还要有飞升，这个小说里面飞升的东西是什么？是重新让我们理解什么是运河和运河文明。运河文明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北上》书写了作为民族文脉的运河，它是有生命能量的，它是需要被我们不断擦拭，最后给予我们民族发展的内在推动力的。
一位小说家最大的光荣和最大的欣慰是什么？是要给予养育他的土地与河流以回报，将它写在纸上，使无数人想念并成为更多人精神意义的家园。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小说家没有辜负养育他的那片运河土地，《北上》做到了。（文字有删减）
（张莉，学者，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生命”对“文化”的一往情深
——评陈彦《主角》
吴义勤
如果要问我这几年中国当代文学最大发现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首推陈彦。在文学界，陈彦算得上大气晚成，从《西京故事》到《装台》再到最新长篇《主角》，陈彦可以说给了中国文学一个又一个惊喜，他扎实的写实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蕴、细腻的人物塑造、绵密的叙事风格赋予其小说独一无二的品格，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家庭里称得上是奇花独放，令人惊艳。《主角》更是他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在近年的长篇小说中，在思想容量、艺术品位和文化境界方面，能出其右者恐怕不多。这是一部以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演艺生涯为主线，以朴素、严肃却不无戏谑的笔墨，写现实，写生活，以戏剧性的情节和繁密的细节，写俗世众生之情态、心理、情感的小说，更是一部在诗/戏、虚/实、事/情、喧扰/寂寞、欢乐/痛苦、尖锐/幽默、世俗/崇高的参差错落中，掘发生命/文化的创造力与化育力，照亮吾土吾民的文化精神和生命境界的“大说”。
作家如严谨的匠人，精细地体验、捕捉和刻塑着生活与情感的细部；作家又如垦殖自己园地的蚯蚓，在泥土中游息，在大地修藏，有沉潜、探幽的执着和耐心。
秦腔是《主角》的核心文学/文化意象。小说里的“秦腔”不是历史的旧魂，不是摆在博物馆里的文化标本，不是百老汇上演的东方奇观。它是秦人生活里的日常性存在，亦与今人的生命脉息息息相关。严谨的形式、精美的唱腔和舞美，是生命体自然、本真的表达。在张/弛、急/缓、轻/重、隐/显的节奏、锣鼓和唱词里，在它的色、声、技、艺、道的深层关联与辩证里，在它的道白、唱词、歌吟与舞蹈里，有古老幽思与现代情怀相争集、相融通的枢机和境界。
《主角》对秦腔的描写极为精彩，构思奇巧，颇多戏曲笔意。如作家在第四十四节特意插入了一场忆秦娥的秦腔小戏。小戏的插入，使小说具有了戏曲舞台时间意识的主观性，也即在矛盾冲突尖锐化，戏剧冲突进入高潮时，作家让减缓甚至暂停事件的发展速度，用大段演唱、动作和长时间表演，捕捉人物瞬间心理，抒发人物内心感受。
结尾处同样写及此二人对主人公艺术生命的催动。关键处亦不在“舒文写实”，却在以情驭笔，藉主人公脱口而出的一阙“忆秦娥”，写尽半世生活中的苦楚酸辛，既是总结，又是对开头的细化和呼应，亦可视为主人公深得生命与美学的大本大源，走向阔大境界的性情妙词。其中，或有对艰难世事的苍凉回味，或有对深透痛苦的超然以视，其中尤为重要者，却非剧终谢幕的无奈和主角轮换的悲凉，亦非面对秦腔渐衰的哀歌与挽歌。其精微奥妙、别有光彩之处是，主人公在梦境般恍惚的人生起落中，在瑰丽帷幕初启的天地戏台上，走出私我的此时此地，进入生命的大自由之境。这里有声，有诗，有绵远的歌吟，荡气回肠；有如雨倾泻的板鼓，惊心动魄；有行走如飞的动作，内蕴对养女“小忆秦娥”宋雨的深情和对赓续秦腔血脉的大义，一种“传承衣钵的生命快乐”。
钱穆先生有言：“中国戏的演出，可说是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在一片喧嚷声中，作表现。这正是人生之大共相，不仅有甚深诗意，亦复有甚深哲理，使人沉浸其中，有此感而无此觉，忘乎其所宜忘，而得乎其所愿得。”将真实人生的戏剧，搬上戏台，为真戏假做；戏台上的演出，为假戏真做。戏台的“假”中却多了几分理想、几分意义和深厚的艺术情味。戏台演出不只教人放松、解脱，同气相求，这演出更是艺人自我深衷、自我幽愤的宣泄，亦是众生情怀的发抒。《主角》写枝蔓丛生的生活，写浩荡的历史大势，写缤纷错杂的生命与情感，写戏曲文化的起伏与隐显，写“历史”“生活”中“生命”对“文化”的一往情深和从一而终的坚持与精进。生命融于戏、融于词、融于文化，戏融于叙事，传统萌发新机，小说遂成浩浩乎生命气象的大音。（文字有删减）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
思想与生活的离合
——读《应物兄》所想到的
谢有顺
李洱善写知识分子，《应物兄》也是如此。但这部八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同于《儒林外史》《红楼梦》，不同于《围城》《废都》，也不同于索尔·贝娄、戴维·洛奇、约翰·威廉斯等人的作品。这并非只是作家的个性差异，更在于他们处理的问题、思考的路径、叙事的方式的巨大差异。李洱面对的是此时、此地，是一群自己非常熟悉而又极其复杂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同时代的各色人等。他试图在一种巨变的现实面前，把握住一个群体的精神肖像，进而辨识出一个时代的面影——小说看着像是由许多细小的碎片构成，拼接起来却是一幅有清晰轮廓的当代生活图像。
这样的写作，暗藏着一种写作雄心，也昭示了一种写作难度。
要写好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和精神议题，谈何容易。这些年，社会的急剧变动、人群的大规模迁徙所带来的经验的流动、思想的裂变，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而这种流动着的“现在”，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现实，也是文学所面对的新问题。中国作家长于写历史，写家族史，写有一定时间距离感的生活，而很少作家能处理好直接进入小说的此时、此地的经验。因此，必须要充分肯定敢于直面“现在”的作家。那些芜杂、丰盛的现实事象，未经时间淘洗，作家若没有良好的思想能力，找到自己的角度来梳理、择取，并出示自己面对现实的态度，便只会迷失在经验的海洋中。人的主体性的建构并非只由他所经历的事、走过的路、思考的问题所决定的，除了历史，“现在”对于一个人的自我确证同样重要。
《应物兄》里有一处写到：谭淳说，喝茶的人喜欢谈过去，喝酒的人喜欢谈未来，喝咖啡的人只谈现在。她喝咖啡。的确，在《应物兄》里发生的故事都是“现在”的——济州大学想引进儒学大师程济世以筹建儒学研究院，程济世来北京讲学并商定儒学研究院的名称和选址，儒学研究院筹建过程中的种种事端，这些几乎是和李洱的写作时间同步的。故事的发生与学院生活有关，学院之外的各种力量也在小说中轮番登场，主角当然是一群知识分子。如果以应物兄为参照，这群知识分子中，有他师长一辈，也有他学生一辈，前后三代人，但面临问题也许是一致的，那就是思想与生活的离合。（文字有删减）
（谢有顺，著名文艺评论家，新锐学者，文学博士，一级作家，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 本版稿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由华商报记者 王宝红 刘慧 整理
——读梁晓声《人世间》
李师东
《人世间》所描写的城市百姓生活，是其他同代作家很难实现的。这是梁晓声所具备的独特生活优势。多年之后，梁晓声才去触碰它，可谓用心良苦。
正因如此，《人世间》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年代写作”。所谓年代写作，往往被理解为出生于某个年代的作家的写作。《人世间》的写作，恰恰是从年代开始的。《人世间》里的周氏三兄妹，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人。作品从他们走进社会的上世纪70年代初，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时间跨度长达近50年。梁晓声和共和国同龄，他有条件写出这一段感同身受的历史。而这近50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百姓生活由贫困走向富裕，社会文化从贫乏走向多元。当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与每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时，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人间奇景。而这正是《人世间》要向我们集中展示的。
把百姓生活放进近50年的时间长河里去浸润、磨洗，这确实需要胆识和勇气。而百姓生活作为现实生活的基础和根本，也最能印证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于是，在《人世间》里我们看到，近50年里出现过的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推荐上大学、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出国潮、下海、走穴、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会动向和重要社会现象，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对《人世间》中的各类人物都发生过深刻的人生影响。于是，在作者构建的人世间的生活场景里，我们读到了个人的成长、草根青年的奋斗，读到了婚姻、家庭的维系与经营，读到了家族的衰败与延续，读到了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读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亲疏远近，读到了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
我们在《人世间》里，还读到了底层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读到了平民百姓向往更好生活的人生努力，读到了读书影响人生、知识改变命运的提示，以及作者对人间世事的忧思和感怀。
《人世间》形象而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近50年中国的百姓生活和时代发展。这对于今天的人们回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普通百姓的心路历程，有着弥足珍贵的认知和审美功效。这是年代写作的必然意义，更是《人世间》的价值所在。（文字有删减）
（李师东，现任中青社副总编辑，《人世间》责编之一）
酷烈而旖旎的战争风情画
——读《牵风记》
张志忠
许多年前，当面听徐怀中先生说要写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小说，我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看到《牵风记》，真是兴奋万分，没有想到这样宏大的题材，写出来举重若轻，酷烈旖旎，情采飞扬。它保持了徐怀中的战争抒情诗的风格，也接续了徐怀中一向推崇的孙犁《风云初记》的写法——当年徐怀中对孙犁崇拜至极，曾经说过，愿以10年生命换取孙犁先生《风云初记》的后续完成。以自己生命的减损为孙犁先生延寿，此情可悯，但无法成为现实。可赞叹的是，徐怀中潜心研读孙犁，有解读孙犁小说《琴和箫》的文章《天籁乐章──读孙犁小说〈琴和箫〉》（《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问世。仁者得寿，徐怀中以耄耋之年，将孙犁的精神命脉融入自己的作品，完成了自己的心事，文坛何幸！《牵风记》中那个曹大姐，活脱脱是从孙犁《白洋淀纪事》中走出来的人物，孙犁写的是为了动员村子里的青年人参军，而选择新战士做丈夫的女孩子，曹大姐身为已过待嫁之年的村妇女主任，却选择了曹水儿这样童蒙未开不知男女之事的小战士做丈夫，涉笔成趣。更为重要的是，徐怀中承续了孙犁的抒情小说体式，以抒情笔墨写战争风云，为当下的文坛增添了难能可贵的风姿。当下的小说或轻或重地受到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影响，在情节方面用力甚勤，《牵风记》却是一部文学性十足、案头性十足，将文学的语言和叙述发挥到极致的精彩之作。（文字有删减）
（张志忠，著名文学评论家）
民族之河的历史与此刻
——评徐则臣《北上》
张莉
《北上》是带给我们惊喜的长篇小说，它是一部史诗之作，笃定、扎实、纵横交错，有静水深流和雄浑阔大之美。小说没有变成纯粹的关于运河儿女故事的讲述，徐则臣把它写成了具有世界意识和宏阔视野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北上》恢复了长篇小说应该有的长度、宽度和密度。
《北上》再现了运河的历史命运，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作为民族文脉的运河的视角。我们讨论运河历史的时候，不只是要写出它的历史，也要重新找到理解它的角度和方法。在小说中，作家给我们一种方式，重新打量运河内部生生不息的文化资源和生命能量。
阅读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是，作为写作者，徐则臣充满了自信，一种文化自信和写作自信。我一直在想这个自信从哪里来。我想他的自信与他受的教育以及新中国的发展有关联，他是被改革开放塑造出来的作家，因此《北上》是中国新一代作家给予运河的想象，有别于此前以往的河流故事。
当然还有作家作为运河儿女的自信。如果熟悉徐则臣的作品，会发现运河作为书写背景在他的小说中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了，这也意味着《北上》是他命中注定的作品。一部好作品一定要与作家的命运、与他自己身体内部发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他才能够创作出独属于他的作品。如何让个人的生命之河融入笔端，写出个人记忆中的运河蓝本，这是对一般作家最起码的要求。但是对于一个优秀作家来说，你要超越个人视角和个人感受，进入更阔大的视域。
《北上》要追溯这条河的过往与来处，要以艺术手段为这条河赋型。此前我们对运河的理解是片断性的、零碎的，优秀作家的追求就是整体性，赋予它一种生命的活力，写出这个民族之河的历史与此刻，要用艺术的手段使它活起来，要使它栩栩如生地生长在我们民族文学的记忆链条里，这是他必须要达到的。
作家跨越了这些难度。所以这部作品纵横交错、广阔辽远，一扫我们对以前运河文明的肤浅理解，他进入了运河文明的内部。这与作家采用的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有关。他采用叙述时间上双线并行、上下交汇。在此书中，运河作为时间的主体，而不是时间作为主体。在一般的历史写作里，时间是一条长河，我们顺着时间。而此书中，你会发现这部作品里面运河是主体，运河是事实本身，是主人公，作家是站在运河的角度去书写《北上》，这是让人觉得惊喜的地方。
如果说百年时间的交汇是小说陌生化的表达方式之一，另外一种表达就是他选择从外国人的视角去书写。小波罗来到中国寻找他的兄弟，由此，中国读者要跟随一位西方人的视角看中国，看中国人的日常和爱恨情愁，但这很容易变成东方主义的写作，就是一个西方人的猎奇。但是徐则臣又引领读者以中国人的方式、中国人的视角重新看西方人。所以我们发现观看是互相的，这种观看最终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小波罗看中国的时候他也在被观看，他们的交汇不仅仅是语言，而且还是文明，更多的是一种东西方想象，东西方理念的交汇和相遇。这变成时间和角度的双重新鲜。
真正的长篇小说要有它的长度、宽度和密度，而且要有它的实感和切肤感，同时优秀的小说还要有飞升，这个小说里面飞升的东西是什么？是重新让我们理解什么是运河和运河文明。运河文明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北上》书写了作为民族文脉的运河，它是有生命能量的，它是需要被我们不断擦拭，最后给予我们民族发展的内在推动力的。
一位小说家最大的光荣和最大的欣慰是什么？是要给予养育他的土地与河流以回报，将它写在纸上，使无数人想念并成为更多人精神意义的家园。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小说家没有辜负养育他的那片运河土地，《北上》做到了。（文字有删减）
（张莉，学者，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生命”对“文化”的一往情深
——评陈彦《主角》
吴义勤
如果要问我这几年中国当代文学最大发现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首推陈彦。在文学界，陈彦算得上大气晚成，从《西京故事》到《装台》再到最新长篇《主角》，陈彦可以说给了中国文学一个又一个惊喜，他扎实的写实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蕴、细腻的人物塑造、绵密的叙事风格赋予其小说独一无二的品格，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家庭里称得上是奇花独放，令人惊艳。《主角》更是他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在近年的长篇小说中，在思想容量、艺术品位和文化境界方面，能出其右者恐怕不多。这是一部以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演艺生涯为主线，以朴素、严肃却不无戏谑的笔墨，写现实，写生活，以戏剧性的情节和繁密的细节，写俗世众生之情态、心理、情感的小说，更是一部在诗/戏、虚/实、事/情、喧扰/寂寞、欢乐/痛苦、尖锐/幽默、世俗/崇高的参差错落中，掘发生命/文化的创造力与化育力，照亮吾土吾民的文化精神和生命境界的“大说”。
作家如严谨的匠人，精细地体验、捕捉和刻塑着生活与情感的细部；作家又如垦殖自己园地的蚯蚓，在泥土中游息，在大地修藏，有沉潜、探幽的执着和耐心。
秦腔是《主角》的核心文学/文化意象。小说里的“秦腔”不是历史的旧魂，不是摆在博物馆里的文化标本，不是百老汇上演的东方奇观。它是秦人生活里的日常性存在，亦与今人的生命脉息息息相关。严谨的形式、精美的唱腔和舞美，是生命体自然、本真的表达。在张/弛、急/缓、轻/重、隐/显的节奏、锣鼓和唱词里，在它的色、声、技、艺、道的深层关联与辩证里，在它的道白、唱词、歌吟与舞蹈里，有古老幽思与现代情怀相争集、相融通的枢机和境界。
《主角》对秦腔的描写极为精彩，构思奇巧，颇多戏曲笔意。如作家在第四十四节特意插入了一场忆秦娥的秦腔小戏。小戏的插入，使小说具有了戏曲舞台时间意识的主观性，也即在矛盾冲突尖锐化，戏剧冲突进入高潮时，作家让减缓甚至暂停事件的发展速度，用大段演唱、动作和长时间表演，捕捉人物瞬间心理，抒发人物内心感受。
结尾处同样写及此二人对主人公艺术生命的催动。关键处亦不在“舒文写实”，却在以情驭笔，藉主人公脱口而出的一阙“忆秦娥”，写尽半世生活中的苦楚酸辛，既是总结，又是对开头的细化和呼应，亦可视为主人公深得生命与美学的大本大源，走向阔大境界的性情妙词。其中，或有对艰难世事的苍凉回味，或有对深透痛苦的超然以视，其中尤为重要者，却非剧终谢幕的无奈和主角轮换的悲凉，亦非面对秦腔渐衰的哀歌与挽歌。其精微奥妙、别有光彩之处是，主人公在梦境般恍惚的人生起落中，在瑰丽帷幕初启的天地戏台上，走出私我的此时此地，进入生命的大自由之境。这里有声，有诗，有绵远的歌吟，荡气回肠；有如雨倾泻的板鼓，惊心动魄；有行走如飞的动作，内蕴对养女“小忆秦娥”宋雨的深情和对赓续秦腔血脉的大义，一种“传承衣钵的生命快乐”。
钱穆先生有言：“中国戏的演出，可说是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在一片喧嚷声中，作表现。这正是人生之大共相，不仅有甚深诗意，亦复有甚深哲理，使人沉浸其中，有此感而无此觉，忘乎其所宜忘，而得乎其所愿得。”将真实人生的戏剧，搬上戏台，为真戏假做；戏台上的演出，为假戏真做。戏台的“假”中却多了几分理想、几分意义和深厚的艺术情味。戏台演出不只教人放松、解脱，同气相求，这演出更是艺人自我深衷、自我幽愤的宣泄，亦是众生情怀的发抒。《主角》写枝蔓丛生的生活，写浩荡的历史大势，写缤纷错杂的生命与情感，写戏曲文化的起伏与隐显，写“历史”“生活”中“生命”对“文化”的一往情深和从一而终的坚持与精进。生命融于戏、融于词、融于文化，戏融于叙事，传统萌发新机，小说遂成浩浩乎生命气象的大音。（文字有删减）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
思想与生活的离合
——读《应物兄》所想到的
谢有顺
李洱善写知识分子，《应物兄》也是如此。但这部八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同于《儒林外史》《红楼梦》，不同于《围城》《废都》，也不同于索尔·贝娄、戴维·洛奇、约翰·威廉斯等人的作品。这并非只是作家的个性差异，更在于他们处理的问题、思考的路径、叙事的方式的巨大差异。李洱面对的是此时、此地，是一群自己非常熟悉而又极其复杂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同时代的各色人等。他试图在一种巨变的现实面前，把握住一个群体的精神肖像，进而辨识出一个时代的面影——小说看着像是由许多细小的碎片构成，拼接起来却是一幅有清晰轮廓的当代生活图像。
这样的写作，暗藏着一种写作雄心，也昭示了一种写作难度。
要写好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和精神议题，谈何容易。这些年，社会的急剧变动、人群的大规模迁徙所带来的经验的流动、思想的裂变，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而这种流动着的“现在”，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现实，也是文学所面对的新问题。中国作家长于写历史，写家族史，写有一定时间距离感的生活，而很少作家能处理好直接进入小说的此时、此地的经验。因此，必须要充分肯定敢于直面“现在”的作家。那些芜杂、丰盛的现实事象，未经时间淘洗，作家若没有良好的思想能力，找到自己的角度来梳理、择取，并出示自己面对现实的态度，便只会迷失在经验的海洋中。人的主体性的建构并非只由他所经历的事、走过的路、思考的问题所决定的，除了历史，“现在”对于一个人的自我确证同样重要。
《应物兄》里有一处写到：谭淳说，喝茶的人喜欢谈过去，喝酒的人喜欢谈未来，喝咖啡的人只谈现在。她喝咖啡。的确，在《应物兄》里发生的故事都是“现在”的——济州大学想引进儒学大师程济世以筹建儒学研究院，程济世来北京讲学并商定儒学研究院的名称和选址，儒学研究院筹建过程中的种种事端，这些几乎是和李洱的写作时间同步的。故事的发生与学院生活有关，学院之外的各种力量也在小说中轮番登场，主角当然是一群知识分子。如果以应物兄为参照，这群知识分子中，有他师长一辈，也有他学生一辈，前后三代人，但面临问题也许是一致的，那就是思想与生活的离合。（文字有删减）
（谢有顺，著名文艺评论家，新锐学者，文学博士，一级作家，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 本版稿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由华商报记者 王宝红 刘慧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