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年07月17日]
-- 华商报 --
版次:[B4]
韩国书协首任主席金兑庭
批评中国书画家旧文再在网络疯传
近日，一篇旧文《针针见血！韩国书协主席点评中国当代书画家》又在网上疯传。在点评中国书画界时，韩国书法协会首任主席、以犀利批评著称的金兑庭持的几乎都是批评态度。但是，金兑庭的观点并没有得到中国学术界、批评界的肯定。甚至有评论称，金兑庭对于中国书画界的点评，基本是“胡说八道”。至于金兑庭的书画水平，约等于“涂鸦”。
金兑庭认为，中国美术最重要的不是油画，也不是国画，而是文人画。文人画是中国艺术的灵魂性存在，这是中国美术最重要的艺术。但是在中国当代，重要的精神统统变成不重要的东西，不重要的东西反而变成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简直本末倒置。在北京798、宋庄等地方，看不到真正的艺术。所谓的当代艺术不过是美国人、西方人的娱乐产物，不是从中国人自己血液里流淌出来的精神与生命。金兑庭表示，他从来没有见过像中国艺术家这么喜欢钱的艺术家。他见到太多的中国艺术家都是自高自大的傲慢的，作为艺术家这是很危险的。中国大多的艺术家太现实了，不考虑精神，只考虑金钱、市场、送礼等。中国现代的艺术家画得写得都很快，自己的精神完全没有了。
点评吴冠中（已故著名画家）：前面这些风景的油画，有自己的精神，也有中国的精神特征表现出来，这些很好。但是后面这些水墨画和汉字绘画有点乱七八糟，大多的作品精神苍白，变化看起来很多，但多半是垃圾。吴冠中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缺少深刻的认识与实践，所以他才会这么大胆、这么无知地把这些作品拿到社会上来。他的能力不够，自高自大，糊里糊涂地制造垃圾。
点评黄永玉（著名画家）：前面的作品还可以，后面的越看越不行，越老越糟糕。
点评梅墨生（已故著名书画家）：生气不够，里面活泼的精神没有。可以是可以，有一点故意纯粹、故意文气的感觉，还没有到那种境界呢！都是故意做出来的，深度不够！
点评江文湛（著名画家）：气魄很好，造型还可以，本质有一点点。
点评陈国勇（著名画家、西安美院教授）：满纸都是技术与效果，精神不高，学问没有，太一般了。 华商报记者 吴成贵
文艺批评
一石千浪以及之后的意义
——关于韩国书协主席的批评
张渝
张渝，美术批评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美术批评。已出版个人专著《雪尘语画》、《青春的子弹》、《书法主义》，并在全国学术期刊《书屋》《美术观察》《中国书画》《艺术当代》《江苏画刊》《荣宝斋》《美术博物馆》《朵云》《收藏》《文学自由谈》《文艺报》《美术报》《中国美术报》《中国书画报》等报刊发表艺术评论文章200余篇。
网传的韩国书协主席批评中国书画家的文章一石千浪，以至于一段时间以后的现在，我还要写文章来反思它的意义——蜻蜓点水还是孤注一掷？
显然，这篇批评中国书画圈的文章是孤注一掷型的，因为它只有“降落”，没有“起飞”。这样的批评，不是没有意义，而是它的所有意义都随着自己的“降落”而“水痕圆到岸边无”，然后是沉没之后的平静或复原。而蜻蜓点水式的批评就不同了——除了一针见血的“点水”之外，它比“孤注一掷”式更悲壮，更有意义的是其“点水”之后的“起飞”。只有持续保持“起飞”的动作，才可以或说有能力再次一针见血地“点水”。必须说明的是，我这里对于“蜻蜓点水”的借喻，是借其连续点水的“持续能力”，而非浅尝辄止的意义。
艺术无国界，批评也是。在艺术的范畴内，“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之类的话，并不适用于这篇批评。但是，如果因此而过高地评估这篇文章的学术意义也不合适，因为它只是感触式的“眉批”。而且，就“眉批”这一批评形式所曾经达到的艺术高度而言，这篇文章的意义只在于说出了“真话”，结论大于论证。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非常高兴看到这样的批评。如同那个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男孩儿一样，它对于批评所及的当代画家以及我们做批评的人都是一种真诚的提醒。
不论长篇大论，还是小眉小眼的“眉批”，都有自己的审美诉求。韩国书协主席的这篇“眉批”式批评，其基本的审美诉求是文人画的艺术标准。聂鲁达指出：“对于诗人来说，所有的道路都是开放的，诗人不应该给自己封闭任何一条道路，他也不应该让任何人在他面前堵塞住道路，因为他应该有保卫诗歌的责任。”
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有志于批评的我们来说，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在美学的理论框架中讨论艺术的现在以及未来的可能。
基于此，韩国书协主席的这篇文章也就不可能会有更大的美学视域，并且这篇文章的可疑之处或说污点在于，通篇高扬批评之刃的同时，唯独对于一了不吝赞美之词。这让我惊诧。因为一了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远不是这位韩国书协主席所以为的高度。那么，此间蹊跷在哪里？时间会给出答案。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占据主流的学院式批评基本是“‘西方理论-中国问题’的框架，沿着‘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中国道路’前进的”。从学术路径说，这样的批评路数以及批评本身的学科建构都有其必然性的一面。但其建构过程中的生硬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水土不服也是难免的，这也是批评于当下经常不被待见的一个原因。
然而，批评是一门艺术，而非社会服务行业。它提供的不是社会满意度，而是思想的深度。所有的批评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经验主义却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关于此，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关于批评的认知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经验主义。其错误在于总是把“一斑”当“全豹”，忽视了“一斑”就是“一斑”，它不可能是“全豹”。由于这类失误的存在，我们看到的太多的所谓“批评”，并不是真正的批评。它们只是大量的、有关批评的草稿、习作、断片和材料以及其他东西。以批评自身的边角料甚至其他的东西来指责批评的肤浅或无能，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其结局必然是方向性的错误。
“虽千万人，吾往矣”，当然是批评的姿态和方向。但批评是艺术，它看重的不仅仅是方向性的匹夫之勇，而是思想的深度以及未来的可能。尼采说：“我漫步在人之中，如同漫步在未来的碎片之中：那是我瞭望到的未来。我把碎片、谜和可怕的偶然搜集合为一体，这便是我的全部创作和追求。”
如果说在韩国书协主席那篇一石千浪的文章之后，我还有所期待的话，那么，我期待的只能是：未来，碎片，和谜。（本文在编辑时有删节）
批评的无力
吴克军
吴克军，美术学博士、美术批评家、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副主任。
批评之于当下的书画界而言，已经成为另类的职业，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良心活儿。
何为另类？批评越来越与艺术家的制造物无关，越来越关乎自我的文本建构，也越来越无意于在根本上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进行指谬，评的比重远超过批的分量，批评本身与批评变得疏离且渐行渐远。何为不可为？为而无益而已。不排除批评本身的问题，虽然大多数的批评家尚能秉持职业操守，保有对于艺术发展的一份真诚的忧虑，但批评家对整体的共性的问题所见略同，这有点法不责众的意味。而及于个人时则小心翼翼，出言谨慎，不惟是出于学术上的严谨，中国人作史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的恶习早已腐蚀到了批评的机体，批评在世故中开始追求某种“保险”，批评有时甚至只是为不成样子的书画找寻某种站得住脚的理由。缺失了批评的艺术就像脱轨的火车，不知道将窜到哪里去，会在哪里折戟沉沙。但严苛的批评总是不可能大受欢迎的，这是人性与逻辑的规定，所以，批评与艺术的关系变得十分搞笑，批评像一只斗败的公鸡看着艺术昂头而去。
书画圈子急功近利。似乎每个会点三招两式的画者或书写者都急于把书画家的头衔贴上脑门，若能换个仨瓜俩枣也算是收回点成本，能清醒地把自己安放在学习者的位置上是十分困难的事。于是，现在的展览多到不胜其烦，原因无他，商机无限，此地人傻钱多。
书画圈子浮华虚伪。我们经常在各个展览中听到令人作呕的此起彼伏的歌谀声，尤其是什么主席啦院长啦之类人士的展览，溢美之词能说出大天去。说者陶陶也，听者飘飘然。
书画圈子自以为是。讲个真实的故事，大概十年前吧，有个有点小才气的美女艺术爱好者对我说，某某老画家想收她为入室弟子，说是要把一身的本事都传授给她，她很兴奋，我这个人不会说话，直直地说了一句：入哪个室？一身的什么本事？他画了一辈子的画，自己还没摸到门呢。后续如何，我没听到下回分解，也没兴趣，这样的人不知凡几。
每当看到一群群的艺术外行们煞有介事地玩弄着艺术，以艺术的名义挣着几个糟钱，以艺术的名义做着种种令人不齿的勾当，我就背脊发凉。
一些后知后觉的、单纯的、可爱的艺术参与者，他们热衷于热闹、满足于追随，当然，因于他们的专业程度受限而不好对他们求全责备，他们是艺术的芸芸众生，他们的作用是装饰，艺术圈子因为他们看起来欣欣向荣。必须原谅他们对于艺术无邪的热爱和天真的想象。
但我们不能无视位于艺术金字塔顶端的那些所谓的人物，这是一些或大名鼎鼎或臭名远扬或名实不符或德不配位的人，大多狂妄至极，不可一世。他们对中国美术在加速下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是始作俑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和艺术创造的贡献率是负值。他们是中国艺术的罪人，主要在于他们使得艺术异化为物，而艺术物化取代了艺术的创新性和精神化，艺术商品化取代了艺术的作品化，主体虚伪取代了创作真诚，价格取向取代了价值追求，拜物教匍匐取代了艺术的宗教式膜拜，为艺术而艺术的初衷在精神垮塌中烟消云散，充分利用暂时的身份疯狂且未必合法地攫取现世荣华，最终消解了人类与艺术之间的价值关系。
几年前韩国书协主席金兑庭先生对中国浮在面上的众多大名头书画家的批评言犹在耳，他批评了包括范扬、吴冠南、王镛、梅墨生、陈家泠、吴悦石、田黎明、吴冠中、黄永玉、姜宝林、程大利、龙瑞、刘大为、霍春阳、周京新、胡秋萍等在内的人，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艺术本体和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外国人，虽在艺术认知上对中国书画的理解不一定完全准确到位，但是他还是指出了中国书画发展现状的核心病症。
话糙理不糙，远者不论，这些年来，中国的书画界不就是这样一种景观吗？当金钱作为一种价值均质和唯一追求，成为许多书画家的群体向往，谈论艺术的创新与进步就如同缘木求鱼一样荒唐，如同公鸡下蛋一样可笑。
我相信上述人中的大部分是看到过金兑庭的言论的，我甚至都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会怎样地愤怒，然后如何地不屑，再然后我看到的事实是一切都没有改变。
作为严苛的批评家，多年来，我在各个场合呼吁，艺术家要回归本分，不忘初心，找回良心。法国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说过：“奢侈会破坏人们的心灵纯质，因为你总是过分地追求，更为不幸的是，你获得愈多，就愈贪婪，而且确实总感到不能满足自己。”
在集体无意识中，中国的书画家成为我批评的钱痨名蠹，这些书者和画者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可想而知是以一种怎样的状态进行着书与画的机械运动，艾黎·福尔有过这样的概括：“中国绘画在令人窒息的模式化、规则化、比例化的氛围中自我发展；绘画艺术转变成一种精确的科学，导致了千千万万技艺高超的仿品、赝品制造者的诞生；人们已经丧失了创新能力，只能沿着先辈们在休息状态中创作的式样作画。” （本文在编辑时有删节）
金兑庭认为，中国美术最重要的不是油画，也不是国画，而是文人画。文人画是中国艺术的灵魂性存在，这是中国美术最重要的艺术。但是在中国当代，重要的精神统统变成不重要的东西，不重要的东西反而变成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简直本末倒置。在北京798、宋庄等地方，看不到真正的艺术。所谓的当代艺术不过是美国人、西方人的娱乐产物，不是从中国人自己血液里流淌出来的精神与生命。金兑庭表示，他从来没有见过像中国艺术家这么喜欢钱的艺术家。他见到太多的中国艺术家都是自高自大的傲慢的，作为艺术家这是很危险的。中国大多的艺术家太现实了，不考虑精神，只考虑金钱、市场、送礼等。中国现代的艺术家画得写得都很快，自己的精神完全没有了。
点评吴冠中（已故著名画家）：前面这些风景的油画，有自己的精神，也有中国的精神特征表现出来，这些很好。但是后面这些水墨画和汉字绘画有点乱七八糟，大多的作品精神苍白，变化看起来很多，但多半是垃圾。吴冠中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缺少深刻的认识与实践，所以他才会这么大胆、这么无知地把这些作品拿到社会上来。他的能力不够，自高自大，糊里糊涂地制造垃圾。
点评黄永玉（著名画家）：前面的作品还可以，后面的越看越不行，越老越糟糕。
点评梅墨生（已故著名书画家）：生气不够，里面活泼的精神没有。可以是可以，有一点故意纯粹、故意文气的感觉，还没有到那种境界呢！都是故意做出来的，深度不够！
点评江文湛（著名画家）：气魄很好，造型还可以，本质有一点点。
点评陈国勇（著名画家、西安美院教授）：满纸都是技术与效果，精神不高，学问没有，太一般了。 华商报记者 吴成贵
文艺批评
一石千浪以及之后的意义
——关于韩国书协主席的批评
张渝
张渝，美术批评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美术批评。已出版个人专著《雪尘语画》、《青春的子弹》、《书法主义》，并在全国学术期刊《书屋》《美术观察》《中国书画》《艺术当代》《江苏画刊》《荣宝斋》《美术博物馆》《朵云》《收藏》《文学自由谈》《文艺报》《美术报》《中国美术报》《中国书画报》等报刊发表艺术评论文章200余篇。
网传的韩国书协主席批评中国书画家的文章一石千浪，以至于一段时间以后的现在，我还要写文章来反思它的意义——蜻蜓点水还是孤注一掷？
显然，这篇批评中国书画圈的文章是孤注一掷型的，因为它只有“降落”，没有“起飞”。这样的批评，不是没有意义，而是它的所有意义都随着自己的“降落”而“水痕圆到岸边无”，然后是沉没之后的平静或复原。而蜻蜓点水式的批评就不同了——除了一针见血的“点水”之外，它比“孤注一掷”式更悲壮，更有意义的是其“点水”之后的“起飞”。只有持续保持“起飞”的动作，才可以或说有能力再次一针见血地“点水”。必须说明的是，我这里对于“蜻蜓点水”的借喻，是借其连续点水的“持续能力”，而非浅尝辄止的意义。
艺术无国界，批评也是。在艺术的范畴内，“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之类的话，并不适用于这篇批评。但是，如果因此而过高地评估这篇文章的学术意义也不合适，因为它只是感触式的“眉批”。而且，就“眉批”这一批评形式所曾经达到的艺术高度而言，这篇文章的意义只在于说出了“真话”，结论大于论证。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非常高兴看到这样的批评。如同那个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男孩儿一样，它对于批评所及的当代画家以及我们做批评的人都是一种真诚的提醒。
不论长篇大论，还是小眉小眼的“眉批”，都有自己的审美诉求。韩国书协主席的这篇“眉批”式批评，其基本的审美诉求是文人画的艺术标准。聂鲁达指出：“对于诗人来说，所有的道路都是开放的，诗人不应该给自己封闭任何一条道路，他也不应该让任何人在他面前堵塞住道路，因为他应该有保卫诗歌的责任。”
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有志于批评的我们来说，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在美学的理论框架中讨论艺术的现在以及未来的可能。
基于此，韩国书协主席的这篇文章也就不可能会有更大的美学视域，并且这篇文章的可疑之处或说污点在于，通篇高扬批评之刃的同时，唯独对于一了不吝赞美之词。这让我惊诧。因为一了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远不是这位韩国书协主席所以为的高度。那么，此间蹊跷在哪里？时间会给出答案。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占据主流的学院式批评基本是“‘西方理论-中国问题’的框架，沿着‘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中国道路’前进的”。从学术路径说，这样的批评路数以及批评本身的学科建构都有其必然性的一面。但其建构过程中的生硬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水土不服也是难免的，这也是批评于当下经常不被待见的一个原因。
然而，批评是一门艺术，而非社会服务行业。它提供的不是社会满意度，而是思想的深度。所有的批评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经验主义却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关于此，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关于批评的认知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经验主义。其错误在于总是把“一斑”当“全豹”，忽视了“一斑”就是“一斑”，它不可能是“全豹”。由于这类失误的存在，我们看到的太多的所谓“批评”，并不是真正的批评。它们只是大量的、有关批评的草稿、习作、断片和材料以及其他东西。以批评自身的边角料甚至其他的东西来指责批评的肤浅或无能，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其结局必然是方向性的错误。
“虽千万人，吾往矣”，当然是批评的姿态和方向。但批评是艺术，它看重的不仅仅是方向性的匹夫之勇，而是思想的深度以及未来的可能。尼采说：“我漫步在人之中，如同漫步在未来的碎片之中：那是我瞭望到的未来。我把碎片、谜和可怕的偶然搜集合为一体，这便是我的全部创作和追求。”
如果说在韩国书协主席那篇一石千浪的文章之后，我还有所期待的话，那么，我期待的只能是：未来，碎片，和谜。（本文在编辑时有删节）
批评的无力
吴克军
吴克军，美术学博士、美术批评家、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副主任。
批评之于当下的书画界而言，已经成为另类的职业，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良心活儿。
何为另类？批评越来越与艺术家的制造物无关，越来越关乎自我的文本建构，也越来越无意于在根本上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进行指谬，评的比重远超过批的分量，批评本身与批评变得疏离且渐行渐远。何为不可为？为而无益而已。不排除批评本身的问题，虽然大多数的批评家尚能秉持职业操守，保有对于艺术发展的一份真诚的忧虑，但批评家对整体的共性的问题所见略同，这有点法不责众的意味。而及于个人时则小心翼翼，出言谨慎，不惟是出于学术上的严谨，中国人作史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的恶习早已腐蚀到了批评的机体，批评在世故中开始追求某种“保险”，批评有时甚至只是为不成样子的书画找寻某种站得住脚的理由。缺失了批评的艺术就像脱轨的火车，不知道将窜到哪里去，会在哪里折戟沉沙。但严苛的批评总是不可能大受欢迎的，这是人性与逻辑的规定，所以，批评与艺术的关系变得十分搞笑，批评像一只斗败的公鸡看着艺术昂头而去。
书画圈子急功近利。似乎每个会点三招两式的画者或书写者都急于把书画家的头衔贴上脑门，若能换个仨瓜俩枣也算是收回点成本，能清醒地把自己安放在学习者的位置上是十分困难的事。于是，现在的展览多到不胜其烦，原因无他，商机无限，此地人傻钱多。
书画圈子浮华虚伪。我们经常在各个展览中听到令人作呕的此起彼伏的歌谀声，尤其是什么主席啦院长啦之类人士的展览，溢美之词能说出大天去。说者陶陶也，听者飘飘然。
书画圈子自以为是。讲个真实的故事，大概十年前吧，有个有点小才气的美女艺术爱好者对我说，某某老画家想收她为入室弟子，说是要把一身的本事都传授给她，她很兴奋，我这个人不会说话，直直地说了一句：入哪个室？一身的什么本事？他画了一辈子的画，自己还没摸到门呢。后续如何，我没听到下回分解，也没兴趣，这样的人不知凡几。
每当看到一群群的艺术外行们煞有介事地玩弄着艺术，以艺术的名义挣着几个糟钱，以艺术的名义做着种种令人不齿的勾当，我就背脊发凉。
一些后知后觉的、单纯的、可爱的艺术参与者，他们热衷于热闹、满足于追随，当然，因于他们的专业程度受限而不好对他们求全责备，他们是艺术的芸芸众生，他们的作用是装饰，艺术圈子因为他们看起来欣欣向荣。必须原谅他们对于艺术无邪的热爱和天真的想象。
但我们不能无视位于艺术金字塔顶端的那些所谓的人物，这是一些或大名鼎鼎或臭名远扬或名实不符或德不配位的人，大多狂妄至极，不可一世。他们对中国美术在加速下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是始作俑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和艺术创造的贡献率是负值。他们是中国艺术的罪人，主要在于他们使得艺术异化为物，而艺术物化取代了艺术的创新性和精神化，艺术商品化取代了艺术的作品化，主体虚伪取代了创作真诚，价格取向取代了价值追求，拜物教匍匐取代了艺术的宗教式膜拜，为艺术而艺术的初衷在精神垮塌中烟消云散，充分利用暂时的身份疯狂且未必合法地攫取现世荣华，最终消解了人类与艺术之间的价值关系。
几年前韩国书协主席金兑庭先生对中国浮在面上的众多大名头书画家的批评言犹在耳，他批评了包括范扬、吴冠南、王镛、梅墨生、陈家泠、吴悦石、田黎明、吴冠中、黄永玉、姜宝林、程大利、龙瑞、刘大为、霍春阳、周京新、胡秋萍等在内的人，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艺术本体和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外国人，虽在艺术认知上对中国书画的理解不一定完全准确到位，但是他还是指出了中国书画发展现状的核心病症。
话糙理不糙，远者不论，这些年来，中国的书画界不就是这样一种景观吗？当金钱作为一种价值均质和唯一追求，成为许多书画家的群体向往，谈论艺术的创新与进步就如同缘木求鱼一样荒唐，如同公鸡下蛋一样可笑。
我相信上述人中的大部分是看到过金兑庭的言论的，我甚至都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会怎样地愤怒，然后如何地不屑，再然后我看到的事实是一切都没有改变。
作为严苛的批评家，多年来，我在各个场合呼吁，艺术家要回归本分，不忘初心，找回良心。法国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说过：“奢侈会破坏人们的心灵纯质，因为你总是过分地追求，更为不幸的是，你获得愈多，就愈贪婪，而且确实总感到不能满足自己。”
在集体无意识中，中国的书画家成为我批评的钱痨名蠹，这些书者和画者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可想而知是以一种怎样的状态进行着书与画的机械运动，艾黎·福尔有过这样的概括：“中国绘画在令人窒息的模式化、规则化、比例化的氛围中自我发展；绘画艺术转变成一种精确的科学，导致了千千万万技艺高超的仿品、赝品制造者的诞生；人们已经丧失了创新能力，只能沿着先辈们在休息状态中创作的式样作画。” （本文在编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