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年01月21日]
-- 华商报 --
版次:[C4]
教育“三多”怪象有望得到遏制
教育部部长发话：给老师减负，清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
近期华商报持续关注的教育界“三多（会议多、文件多、检查多）”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校长、老师都给报道点赞，表示华商报记者敢说真话为教育界人士发声。
日前这一现象也引起了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重视，他表示，2019年教育部要给老师减负，清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
近日，华商报记者走访了与中小学（幼儿园）打交道的相关职能部门如街道办、卫生疾控部门，以及大学教授等专家，听他们如何建言献策。
政府职能部门：各种检查让学校疲于应对
西安市某区疾控中心负责学校卫生的工作人员小A说，如今，教育部门与卫生部门联合性的检查比前两年多了两三倍。小A说，大概是从2017年底、2018年初开始，西安市卫生部门对学校卫生方面的检查增加了，由一年两次综合性检查改为一个季度对学校进行一次综合性检查，并且综合性检查中，还不能同时做单项检查，也就是说，其他的单项检查还要进行，区疾控中心一个科室负责十几个项目，大多与学校有关，每个单项都要下校检查，所以就导致了他们天天在外检查的局面。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对上或对下的检查，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我们也好，大家都疲了，好像大家觉得文字上搞好了就行了。”小A无奈地说，检查也主要看学校有无实施方案、预案，有没有领导小组等，从检查中能看出有些是学校老师后补的材料。“学校都太注重成绩了，其实我们更希望学校平时就做好。并且学校很少有专职的校医，所以现状就是学校老师知道卫生方面的标准，但因为人力和工作量的原因做不到……”小A说，在这种情况下，检查再多也没啥用。小A认为，卫生部门对学校的检查没必要那么多，建议大的检查一年两次，其他的单项检查也可以合并，以减少学校的迎检负担。
碑林区某街道办负责人称，“我们工作主要是校园安全和校园周边整治，学校周边的小摊小贩、小商店向学生售卖游戏卡、不健康的食品等都是我们整治的范围，这个过程就需要学校的配合。”他说，“一般来说，学校对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支持和配合的，比如我们组织学生参加消防演练，提高学生应急能力等活动。行政文件指派进学校主要还是管理体制没有理顺。政府部门对学校的指导应该是宏观的，不宜过细，应该给学校自主管理的空间。”对于很多学校表示的困惑，该负责人表示非常理解，“作为基层人员，我认为有些文件没有必要在学校落实，比如校园周边的整治、打击非法办学等，这些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学校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教学上，而不是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和督导。”
大学教授：应加快《学校法》的立法进程
西安交大韩城学校校长刘鹏认为，教育系统的“三多”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暴露出基础教育管理的思路问题。他说，要想办好优质学校，至少要有三个基础要素：资金投入、机制体制和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智慧。
“资金问题，可以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和引入民办资本等多种方式来解决，但机制、体制和教育家办校的问题，如果我们还在用行政化思维去管理甚至是束缚学校的发展，结果必将引发公办教育失去办学活力，从而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望。给学校行政减负是表象，实质上要更新教育管理思路，真正让教育家办校，而不是用行政化的方法去管理教学部门。”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龙宝新认为，当前，中小学正深陷“被迎检”的困顿之中，究其主因，主要有二：其一，在各类行政部门多头政令面前，中小学孤立无援，成了一个弱势群体，无处伸张自己的合理办学诉求；其二，我国缺乏一部系统保护办学主体权益的《学校法》，致使学校在各项社会管理事务中被赋予“无限责任”“过度责任”，学校正常办学权益极易受到侵害。鉴于此，建议国家从两个角度组合出击，协力为中小学解围、解困：一个是确立教育行政部门，尤其是教育督导部门在学校检查中的主体地位，增强对不合理检查的抵制能力，提升对中小学合法办学权利的保护力度；另一个是加快《学校法》的立法进程，利用法律武器保护中小学作为办学主体的合法权利，保证其“教书育人”中心工作不被恣意影响。
外地学校：进校园活动要在教育局备案
记者电话采访苏州车坊小学校长陆林珍，问其是否也遇到西安中小学校长一样的困惑，她笑道：“我们也会经常接到税务局、戒毒大队、自来水公司等和教育局联合下文要求进校园的活动，说实话我们也很无奈。不过相对那些窗口学校，我们学校受到的干涉还算比较少的。”
谈到借鉴经验时，她说，目前苏州教育局已经意识到学校备受行政干预之累，已经在2018年11月份下文件，要求苏州市所有中小学的“进校园活动”全部要到教育局备案，由教育局根据活动主题和活动人数来审核是否需要进校园。“这释放了一个信号，政府已经意识到给校园增加的无形干扰太多，我们能看到一些希望的曙光。”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陆林珍校长坦言：“学校会对一些活动进行有选择地完成，比如廉政建设和禁毒活动，我会选择一个班的孩子来完成活动，尽量不要给全校师生的正常教学活动带来干扰，而环保活动我则会让全校的学生尽量去参加，这毕竟对学生的视野也很有帮助。”
教育部：要全面清理和规范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
1月18日，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强调，今年要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他指出，现在教师负担很重，各种填表、考评、比赛、评估，各种与教育教学科研无关的社会性事务，压得老师们喘不过气来。2019年要把为教师减负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教育部将专门出台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要全面清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实行目录清单制度，未列入清单或未经批准的不准开展，要把教师从“表叔”“表哥”中解脱出来，更不能随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要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华商报记者 杜娟 耿艳红
日前这一现象也引起了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重视，他表示，2019年教育部要给老师减负，清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
近日，华商报记者走访了与中小学（幼儿园）打交道的相关职能部门如街道办、卫生疾控部门，以及大学教授等专家，听他们如何建言献策。
政府职能部门：各种检查让学校疲于应对
西安市某区疾控中心负责学校卫生的工作人员小A说，如今，教育部门与卫生部门联合性的检查比前两年多了两三倍。小A说，大概是从2017年底、2018年初开始，西安市卫生部门对学校卫生方面的检查增加了，由一年两次综合性检查改为一个季度对学校进行一次综合性检查，并且综合性检查中，还不能同时做单项检查，也就是说，其他的单项检查还要进行，区疾控中心一个科室负责十几个项目，大多与学校有关，每个单项都要下校检查，所以就导致了他们天天在外检查的局面。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对上或对下的检查，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我们也好，大家都疲了，好像大家觉得文字上搞好了就行了。”小A无奈地说，检查也主要看学校有无实施方案、预案，有没有领导小组等，从检查中能看出有些是学校老师后补的材料。“学校都太注重成绩了，其实我们更希望学校平时就做好。并且学校很少有专职的校医，所以现状就是学校老师知道卫生方面的标准，但因为人力和工作量的原因做不到……”小A说，在这种情况下，检查再多也没啥用。小A认为，卫生部门对学校的检查没必要那么多，建议大的检查一年两次，其他的单项检查也可以合并，以减少学校的迎检负担。
碑林区某街道办负责人称，“我们工作主要是校园安全和校园周边整治，学校周边的小摊小贩、小商店向学生售卖游戏卡、不健康的食品等都是我们整治的范围，这个过程就需要学校的配合。”他说，“一般来说，学校对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支持和配合的，比如我们组织学生参加消防演练，提高学生应急能力等活动。行政文件指派进学校主要还是管理体制没有理顺。政府部门对学校的指导应该是宏观的，不宜过细，应该给学校自主管理的空间。”对于很多学校表示的困惑，该负责人表示非常理解，“作为基层人员，我认为有些文件没有必要在学校落实，比如校园周边的整治、打击非法办学等，这些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学校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教学上，而不是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和督导。”
大学教授：应加快《学校法》的立法进程
西安交大韩城学校校长刘鹏认为，教育系统的“三多”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暴露出基础教育管理的思路问题。他说，要想办好优质学校，至少要有三个基础要素：资金投入、机制体制和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智慧。
“资金问题，可以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和引入民办资本等多种方式来解决，但机制、体制和教育家办校的问题，如果我们还在用行政化思维去管理甚至是束缚学校的发展，结果必将引发公办教育失去办学活力，从而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望。给学校行政减负是表象，实质上要更新教育管理思路，真正让教育家办校，而不是用行政化的方法去管理教学部门。”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龙宝新认为，当前，中小学正深陷“被迎检”的困顿之中，究其主因，主要有二：其一，在各类行政部门多头政令面前，中小学孤立无援，成了一个弱势群体，无处伸张自己的合理办学诉求；其二，我国缺乏一部系统保护办学主体权益的《学校法》，致使学校在各项社会管理事务中被赋予“无限责任”“过度责任”，学校正常办学权益极易受到侵害。鉴于此，建议国家从两个角度组合出击，协力为中小学解围、解困：一个是确立教育行政部门，尤其是教育督导部门在学校检查中的主体地位，增强对不合理检查的抵制能力，提升对中小学合法办学权利的保护力度；另一个是加快《学校法》的立法进程，利用法律武器保护中小学作为办学主体的合法权利，保证其“教书育人”中心工作不被恣意影响。
外地学校：进校园活动要在教育局备案
记者电话采访苏州车坊小学校长陆林珍，问其是否也遇到西安中小学校长一样的困惑，她笑道：“我们也会经常接到税务局、戒毒大队、自来水公司等和教育局联合下文要求进校园的活动，说实话我们也很无奈。不过相对那些窗口学校，我们学校受到的干涉还算比较少的。”
谈到借鉴经验时，她说，目前苏州教育局已经意识到学校备受行政干预之累，已经在2018年11月份下文件，要求苏州市所有中小学的“进校园活动”全部要到教育局备案，由教育局根据活动主题和活动人数来审核是否需要进校园。“这释放了一个信号，政府已经意识到给校园增加的无形干扰太多，我们能看到一些希望的曙光。”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陆林珍校长坦言：“学校会对一些活动进行有选择地完成，比如廉政建设和禁毒活动，我会选择一个班的孩子来完成活动，尽量不要给全校师生的正常教学活动带来干扰，而环保活动我则会让全校的学生尽量去参加，这毕竟对学生的视野也很有帮助。”
教育部：要全面清理和规范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
1月18日，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强调，今年要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他指出，现在教师负担很重，各种填表、考评、比赛、评估，各种与教育教学科研无关的社会性事务，压得老师们喘不过气来。2019年要把为教师减负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教育部将专门出台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要全面清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实行目录清单制度，未列入清单或未经批准的不准开展，要把教师从“表叔”“表哥”中解脱出来，更不能随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要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华商报记者 杜娟 耿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