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6年07月11日]
-- 华商报 --
版次:[A5]
以故事解构历史
在历史的处境中 看见人性的温度
专访《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作者周琳
内容简介
本书以9位宋世人物的命运切片，勾勒五代两宋400年起落浮沉。从五代皇妃王氏乱世求生的悲歌，到赵匡胤“黄袍加身”背后的权力暗局；从摄政太后刘娥垂帘听政的隐忍与倔强，到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与溃败；从宋徽宗《听琴图》里的帝王心事，到宋高宗赵构的进退失据……每一段故事，都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段历史的注脚。
作者简介
周琳，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现从事公众历史写作。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代表作品：《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仲伟民坦言，历史学家本是讲故事的高手，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亦强调，让历史走出书斋、回归大众，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日，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周琳以“讲故事”的方式写出《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备受业界关注。她将被标签化的历史人物还原为有喜有悲、有挣扎有抉择的普通人，引领读者回到五代两宋的历史现场，看到历史洪流中的生存、选择、坚守与幻灭。
本周长安书房特邀周琳分享她以故事解读历史的视角与心得。
呈现一种有“活人感”的历史
华商报：2017年，你在“明清史专题研究”课的期末考试中，给大三的学生出了一个考题：“如果有机会穿越到1644年，最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试着描述他（她）眼中的中国与世界。”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周琳：主要是当时我实在厌倦了按照传统套路出一些题，我想来点好玩且有挑战性的，给同学们的头脑“狠狠地来那么一下子”。当然，也因为这是选修课的考题，老师自主掌握的空间大一些。
倒是在这场考试结束后，我想得更多。因为同学们的回答都很妙，每一个人都“入戏”了。他们调动自己的知识、个性、过往经历、世界观、文字能力来回应这个问题，这让我感动也让我思考：历史学家究竟要怎样呈现历史？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只是远远地、带着几分“冷感”地去看历史，历史永远会是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样子，很难让历史变得鲜活、可爱。因为历史知识和人们的心灵之间，没有找到那个必不可少的“接口”。
所以历史学家中，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去呈现一种有“活人感”的历史。历史学家陪着他的人物去经历某个时代，度过他的一生。这样的历史写出来，一定是千人千面的。比如1644年，对于崇祯皇帝来说，是失去了帝业江山；对于一个饥饿的流民来说，是又一天的生存挣扎；对于一位远在欧洲的商人来说，可能是一场商业危机，价格会不会暴涨，丝绸、茶叶还能不能按时装船……这样一来，历史的鲜活、魅力就出来了。
毕竟我们都是人，更容易对另一个人的处境、命运感同身受。在这种感同身受之中，一个过往的时代就与一个当今的人产生了羁绊。小说、电影、电视剧、历史题材的游戏，都以这种方式充当着历史与当代人的媒介，那么历史学家绝不应该置身事外。我们有那么多的史料，有许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理论、创见，当然可以贡献出有人性温度的、直击人心的历史叙事。所以这次考试，也成了我重新审视历史观、探索历史非虚构写作的起点。
任何时代，历史都有“讲故事”的责任
华商报：你希望通过这些鲜活的个体故事，为大众呈现怎样的历史？
周琳：这本书是截取历史上五代十国、北宋、南宋3个时代，讲述了生活在其中的9个人的故事。在书名中，他们被统称为“宋人”，从而呈现出时代之间的关联。
首先，我在叙事上进行了焦点置换。学院派的历史研究，比较多地讨论大时代、大趋势、大问题，而人常常只是面目不清的符号。但是在《浮生明灭》中，我把大时代、大问题、大趋势后置成了背景板。它们很重要，但那只是我讲故事的支撑。我要讲述的是人，这就好像摄影时，镜头从广角变成了微距。
其次，这本书的主题是“人的处境”。不是站在英雄史观或道德史观的角度，去评判人为何“应该如此”，或者为何他做不到。在我看来，历史学家不应该站在一个“安全距离”去审判古人的成败对错。我希望能够与我的写作对象站在一起，体会他的处境、心境，看他如何在信息有限、内心拉扯、充满不确定的现实中做出选择，一步一步推出为何“只能如此”。
所谓“存在先于本质”，人不是生来就如何，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行为，一个又一个具体场景下的选择，把自己“造就”出来的。
我想说，这本书更加关注个人感受，或者说“时代体感”，也真的让我对前人的结论产生了一些疑问。比如陈寅恪先生说，赵宋是中国历史上的“造极之世”，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说，宋朝的人均GDP高于同时期的欧洲。但是《浮生明灭》中的人物，哪怕是皇帝，都饱经时代所赐的痛苦、幻灭。所以我在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个问题：“所谓‘最好的时代’为何会让每个具体的人陷入无力挣脱的悲剧命运？”但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连这本书的写作，也不是提供什么“答案”，而只是一个“开始”。
在故事里如何守住历史真相？
华商报：在你的创作与研究过程中，如何平衡历史的严谨性与叙事的通俗性，在故事里守住历史真相？
周琳：这是这本书中最关键也是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写惯了历史学术论文的人，为了平衡学术话语的严谨性与叙事的流畅通俗，我确实做了调整。首先，重塑语言。在写历史论文的时候，因为历史学的学术语言讲究干净、精准、理性。加入了修饰或柔软的笔法，有时会显得浮夸，削弱论证说理的力度。所以写惯了历史学术论文的人，常常会有对“好文笔”的耻感，觉得这样是专业性不够。所以在写《浮生明灭》的时候，我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这种“耻感”。
这个时候，帮到我的是我的硕士导师王剑先生的一句话：“所谓写作不外乎‘文以载道’。”只要能恰当地叙事说理，文字是华丽还是质朴并不重要。所以我决定要让我的新作品好看，具有一种形式上的美感。哪怕以我的文笔，这并不容易达到，哪怕它会显得有一些冒犯性。只要没有曲解史料，没有浮夸堆砌，我会尽量让文字好读一些。
其次，是探索叙事的边界。《浮生明灭》在文体上属于“非虚构”。“非虚构写作”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文学性写作。既然与文学有关，那就要好好讲故事。所谓“好故事”，要有头、有尾、有人、有事、有抓人的细节。这对于历史学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的史料往往是散落的、片段的、隐晦的、含沙射影的。要把这样的史料连缀成一个“好故事”，就要做大量的整理、辨析工作。
然而，历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讲故事之间，是有紧张关系的。许多历史研究者恪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没有明言的，绝不多说。这样的做法写论文可以，但写非虚构，讲故事不行。
所以我决定往前走一步。如果推理与想象，是基于史料，基于可靠的研究，而且能够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我在讲述的时候，明确地指出哪些是史料里讲到的，哪些是我的推理、想象，而不是将两者混为一谈，我觉得也并不违反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如果我的猜想、推理读者不信，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那本来就是我的个人感受，是开放的、见仁见智的。
总之，要复原久远的历史，一定会有所妥协。但我们也可以利用历史学的技术，将误读尽可能减少。
AI没有经历过人与人之间的暗流汹涌、心有灵犀……
华商报:当下大众历史写作愈发推崇微观视角与人文共情，你认为，这种以个体命运切片解读大时代的写作方式，为何让读者更喜欢？
周琳：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不管再过多久，只要是人写的历史，都绕不开人的处境、命运这个主题。
而且在我看来，不管身处何种时代，人的处境总有相似之处。总有一些生而为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反复出现。就像小说、戏剧中的“母题”一样。《浮生明灭》就涉及到这样一些“母题”，比如：人生为什么会有卡点？罕见的人格特质，会怎样影响个人的命运、历史的走向？在现实很逼仄的时候，丰满的人性究竟是一种救赎，还是一种负担？这不正是生活在2026年的现代人，也会思考的问题吗？
相应地，当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思考时，他也会本能地求助于历史。我去年在四川省档案馆查档案时，曾遇见一位从香港来查档的男士。他查的是抗战时期赴缅远征军的档案，因为他的曾祖父加入了远征军再也没有回来。他想知道：他的曾祖父经历了什么？有没有活下来？这件影响他家族至深的事，是如何发生的？当时我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一句话：“当人的命运出现裂缝，即是历史登场的时刻。”
华商报:当下AI快速普及，大众获取历史知识越来越容易，相比AI智能生成的碎片化史料解读，你认为学者带有人性体察的书写，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周琳：作为一个文科生，我在AI面前是很被动的。尽管每天都会使用AI，但我不知道AI的能力边界到底在哪里。AI比我想象的更加聪明，我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作家究竟比AI高明在哪儿。
但我想人的一些极微妙的经验、感受，目前AI还是没办法觉察。比如我可以从女性的情感、思维方式中，共情到刘娥的愤怒、委屈，因为我经历过那种愤怒，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很难是理性的；又比如，在某种情境下，我可以从辛弃疾的“不语”中，感受到他的恐惧和回避，AI恐怕做不到，我可以把散落在史料中的人类情绪、感受串联起来，AI恐怕也做不到。
AI没有经历过人与人之间的暗流汹涌、心有灵犀，没有真正地生活过，甚至没有人的偏见、执念和笨拙，所以我想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人类作家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刘慧
专访《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作者周琳
内容简介
本书以9位宋世人物的命运切片，勾勒五代两宋400年起落浮沉。从五代皇妃王氏乱世求生的悲歌，到赵匡胤“黄袍加身”背后的权力暗局；从摄政太后刘娥垂帘听政的隐忍与倔强，到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与溃败；从宋徽宗《听琴图》里的帝王心事，到宋高宗赵构的进退失据……每一段故事，都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段历史的注脚。
作者简介
周琳，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现从事公众历史写作。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代表作品：《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仲伟民坦言，历史学家本是讲故事的高手，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亦强调，让历史走出书斋、回归大众，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日，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周琳以“讲故事”的方式写出《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备受业界关注。她将被标签化的历史人物还原为有喜有悲、有挣扎有抉择的普通人，引领读者回到五代两宋的历史现场，看到历史洪流中的生存、选择、坚守与幻灭。
本周长安书房特邀周琳分享她以故事解读历史的视角与心得。
呈现一种有“活人感”的历史
华商报：2017年，你在“明清史专题研究”课的期末考试中，给大三的学生出了一个考题：“如果有机会穿越到1644年，最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试着描述他（她）眼中的中国与世界。”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周琳：主要是当时我实在厌倦了按照传统套路出一些题，我想来点好玩且有挑战性的，给同学们的头脑“狠狠地来那么一下子”。当然，也因为这是选修课的考题，老师自主掌握的空间大一些。
倒是在这场考试结束后，我想得更多。因为同学们的回答都很妙，每一个人都“入戏”了。他们调动自己的知识、个性、过往经历、世界观、文字能力来回应这个问题，这让我感动也让我思考：历史学家究竟要怎样呈现历史？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只是远远地、带着几分“冷感”地去看历史，历史永远会是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样子，很难让历史变得鲜活、可爱。因为历史知识和人们的心灵之间，没有找到那个必不可少的“接口”。
所以历史学家中，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去呈现一种有“活人感”的历史。历史学家陪着他的人物去经历某个时代，度过他的一生。这样的历史写出来，一定是千人千面的。比如1644年，对于崇祯皇帝来说，是失去了帝业江山；对于一个饥饿的流民来说，是又一天的生存挣扎；对于一位远在欧洲的商人来说，可能是一场商业危机，价格会不会暴涨，丝绸、茶叶还能不能按时装船……这样一来，历史的鲜活、魅力就出来了。
毕竟我们都是人，更容易对另一个人的处境、命运感同身受。在这种感同身受之中，一个过往的时代就与一个当今的人产生了羁绊。小说、电影、电视剧、历史题材的游戏，都以这种方式充当着历史与当代人的媒介，那么历史学家绝不应该置身事外。我们有那么多的史料，有许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理论、创见，当然可以贡献出有人性温度的、直击人心的历史叙事。所以这次考试，也成了我重新审视历史观、探索历史非虚构写作的起点。
任何时代，历史都有“讲故事”的责任
华商报：你希望通过这些鲜活的个体故事，为大众呈现怎样的历史？
周琳：这本书是截取历史上五代十国、北宋、南宋3个时代，讲述了生活在其中的9个人的故事。在书名中，他们被统称为“宋人”，从而呈现出时代之间的关联。
首先，我在叙事上进行了焦点置换。学院派的历史研究，比较多地讨论大时代、大趋势、大问题，而人常常只是面目不清的符号。但是在《浮生明灭》中，我把大时代、大问题、大趋势后置成了背景板。它们很重要，但那只是我讲故事的支撑。我要讲述的是人，这就好像摄影时，镜头从广角变成了微距。
其次，这本书的主题是“人的处境”。不是站在英雄史观或道德史观的角度，去评判人为何“应该如此”，或者为何他做不到。在我看来，历史学家不应该站在一个“安全距离”去审判古人的成败对错。我希望能够与我的写作对象站在一起，体会他的处境、心境，看他如何在信息有限、内心拉扯、充满不确定的现实中做出选择，一步一步推出为何“只能如此”。
所谓“存在先于本质”，人不是生来就如何，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行为，一个又一个具体场景下的选择，把自己“造就”出来的。
我想说，这本书更加关注个人感受，或者说“时代体感”，也真的让我对前人的结论产生了一些疑问。比如陈寅恪先生说，赵宋是中国历史上的“造极之世”，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说，宋朝的人均GDP高于同时期的欧洲。但是《浮生明灭》中的人物，哪怕是皇帝，都饱经时代所赐的痛苦、幻灭。所以我在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个问题：“所谓‘最好的时代’为何会让每个具体的人陷入无力挣脱的悲剧命运？”但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连这本书的写作，也不是提供什么“答案”，而只是一个“开始”。
在故事里如何守住历史真相？
华商报：在你的创作与研究过程中，如何平衡历史的严谨性与叙事的通俗性，在故事里守住历史真相？
周琳：这是这本书中最关键也是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写惯了历史学术论文的人，为了平衡学术话语的严谨性与叙事的流畅通俗，我确实做了调整。首先，重塑语言。在写历史论文的时候，因为历史学的学术语言讲究干净、精准、理性。加入了修饰或柔软的笔法，有时会显得浮夸，削弱论证说理的力度。所以写惯了历史学术论文的人，常常会有对“好文笔”的耻感，觉得这样是专业性不够。所以在写《浮生明灭》的时候，我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这种“耻感”。
这个时候，帮到我的是我的硕士导师王剑先生的一句话：“所谓写作不外乎‘文以载道’。”只要能恰当地叙事说理，文字是华丽还是质朴并不重要。所以我决定要让我的新作品好看，具有一种形式上的美感。哪怕以我的文笔，这并不容易达到，哪怕它会显得有一些冒犯性。只要没有曲解史料，没有浮夸堆砌，我会尽量让文字好读一些。
其次，是探索叙事的边界。《浮生明灭》在文体上属于“非虚构”。“非虚构写作”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文学性写作。既然与文学有关，那就要好好讲故事。所谓“好故事”，要有头、有尾、有人、有事、有抓人的细节。这对于历史学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的史料往往是散落的、片段的、隐晦的、含沙射影的。要把这样的史料连缀成一个“好故事”，就要做大量的整理、辨析工作。
然而，历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讲故事之间，是有紧张关系的。许多历史研究者恪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没有明言的，绝不多说。这样的做法写论文可以，但写非虚构，讲故事不行。
所以我决定往前走一步。如果推理与想象，是基于史料，基于可靠的研究，而且能够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我在讲述的时候，明确地指出哪些是史料里讲到的，哪些是我的推理、想象，而不是将两者混为一谈，我觉得也并不违反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如果我的猜想、推理读者不信，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那本来就是我的个人感受，是开放的、见仁见智的。
总之，要复原久远的历史，一定会有所妥协。但我们也可以利用历史学的技术，将误读尽可能减少。
AI没有经历过人与人之间的暗流汹涌、心有灵犀……
华商报:当下大众历史写作愈发推崇微观视角与人文共情，你认为，这种以个体命运切片解读大时代的写作方式，为何让读者更喜欢？
周琳：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不管再过多久，只要是人写的历史，都绕不开人的处境、命运这个主题。
而且在我看来，不管身处何种时代，人的处境总有相似之处。总有一些生而为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反复出现。就像小说、戏剧中的“母题”一样。《浮生明灭》就涉及到这样一些“母题”，比如：人生为什么会有卡点？罕见的人格特质，会怎样影响个人的命运、历史的走向？在现实很逼仄的时候，丰满的人性究竟是一种救赎，还是一种负担？这不正是生活在2026年的现代人，也会思考的问题吗？
相应地，当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思考时，他也会本能地求助于历史。我去年在四川省档案馆查档案时，曾遇见一位从香港来查档的男士。他查的是抗战时期赴缅远征军的档案，因为他的曾祖父加入了远征军再也没有回来。他想知道：他的曾祖父经历了什么？有没有活下来？这件影响他家族至深的事，是如何发生的？当时我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一句话：“当人的命运出现裂缝，即是历史登场的时刻。”
华商报:当下AI快速普及，大众获取历史知识越来越容易，相比AI智能生成的碎片化史料解读，你认为学者带有人性体察的书写，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周琳：作为一个文科生，我在AI面前是很被动的。尽管每天都会使用AI，但我不知道AI的能力边界到底在哪里。AI比我想象的更加聪明，我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作家究竟比AI高明在哪儿。
但我想人的一些极微妙的经验、感受，目前AI还是没办法觉察。比如我可以从女性的情感、思维方式中，共情到刘娥的愤怒、委屈，因为我经历过那种愤怒，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很难是理性的；又比如，在某种情境下，我可以从辛弃疾的“不语”中，感受到他的恐惧和回避，AI恐怕做不到，我可以把散落在史料中的人类情绪、感受串联起来，AI恐怕也做不到。
AI没有经历过人与人之间的暗流汹涌、心有灵犀，没有真正地生活过，甚至没有人的偏见、执念和笨拙，所以我想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人类作家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