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4年05月15日]
-- 华商报 --
版次:[A7]
国博馆藏之陕西重宝
位于北京东长安街16号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拥有藏品143万余件套，涵盖从远古时期到当代各个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变化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6000余件套，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典藏宝库。
五一期间，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参观了国博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发现其中有不少“重器”来自于陕西。下面就以国博展线上的文物说明牌及国博官网相关介绍文字为依据，介绍18件出土于陕西的重要文物。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西安出土）
唐朝开放的时代促进了音乐舞蹈多元化发展
骆驼头高58.4厘米，首尾长43.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
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骆驼昂首挺立，驼背平台上铺彩条长毯，上有3名胡人、2名汉人组成的乐舞队。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人围坐演奏。他们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据夏鼐先生研究，应该是一人拨奏琵琶，一人吹筚篥，二人击鼓，均属胡乐。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
唐时，中亚有许多乐师、歌舞者留住长安城内，唐高祖曾拜中亚安国出生而长居长安的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曹国人曹保及其子善才、孙曹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玄宗开元时，康国、史国均造使献胡旋女子。南亚、东亚诸国中的骠国、扶南，以及日本也有很多乐工旅居长安，带来了很多新的乐曲和乐器。
船形彩陶壶（宝鸡北首岭出土）
远古人们造舟船、网具捕鱼的写照
仰韶文化时期
长24.8厘米，高15.6厘米
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此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由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演化而来。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壶身装饰网纹，极似收网捕鱼或晾晒鱼网的情景。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捕鱼的能力显著增强，大量鱼镖、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些地区还修造了存储鱼类的穴等。但远古时期舟船均为木质材料，容易腐烂，很难看到完好的实物。长江下游地区出土过独木舟及少量船桨等，资料多不完整。船形彩陶壶为独木舟模型，是人们制造原始舟船、网具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
人面鱼纹彩陶盆（西安半坡出土）
人鱼合体或是为夭折儿童招魂祈福
仰韶文化时期
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
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和鱼纹，人面头顶有鱼鳍形装饰，嘴巴两侧和双耳部位都有两条相对的小鱼分置左右，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类似的彩陶盆在半坡遗址出土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可能是一种特制葬具。
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另外，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鹰形陶鼎（华县太平庄出土）
体现了仰韶文化时期古人造型艺术的实力
仰韶文化时期
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1958年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太平庄出土，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形体巧妙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术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陶塑艺术珍品。仰韶文化以精美彩陶而著称，鹰形陶鼎的问世,表明此时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鹰形陶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十多件骨匕及一批生活器皿等。石圭、骨匕等物品通常作为礼器来使用,鹰鼎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式与众不同，可能与当时的祀活动有关。
“利”青铜簋（临潼零口出土）
为商周两代划分提供重要年代依据
周武王时期
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是商周历史的分水岭。利簋（guǐ）内底铸有铭文4列32字，记录了武王伐纣在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木星)当空，一日间结束了灭商战役。铭文内容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古籍的记载相吻合，证实了相关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利簋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能确定为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之一。2012年曾被9位考古、文博专家盘点为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作器者名“利”，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关于牧野之战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天文学家依据利簋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同时也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盂”青铜鼎（传陕西郿县出土）
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典型式样
周康王时期
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现眉县），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
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赏赐。铭文追述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为国家一级文物。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又称廿三祀盂鼎。与毛公鼎、大克鼎均出土于晚清时期，并称晚清“海内三宝”。
“盠”青铜驹尊（陕西郿县出土）
驹尊可见西周对马政的重视
西周中期，高32厘米
“盠（lí）”青铜驹尊为昂首站立的马驹形，腹腔中空，背有长方口，上置小盖，盖上有兽钮。1955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现眉县）李村西周铜器窖藏。执驹之礼见于《周礼·夏官·校人》的记载，是小马二岁离开母马而升入王闲（即天子的马厩）为服马时，初系马具所行之礼。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这件驹形青铜尊胸、盖部分别铸有铭文，记述甲申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期间赏赐盠两匹马驹。盠为感谢王恩，铸制这件驹尊告知先祖并以为纪念。
“禹”青铜鼎（宝鸡扶风出土）
铭文表明王朝军事实力的衰弱
西周晚期周厉王时期
高54.6厘米，口径46.7厘米
此类垂腹鼎是西周晚期的典型形制。鼎腹内部铸铭文20行208字，铭文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追述了禹的显赫家世，称颂其先祖辅佐周王，建功立业，武公命禹继承祖考的官职，尽忠职守；后半部分叙述噩侯率南淮夷入侵，周王朝的西六师和殷八师作战不利，武公命禹出征，禹率家族武装克敌制胜，俘获噩侯驭方，立下赫赫军功的禹铸此鼎赞颂武公的恩德。
铭文内容表明西周晚期周王朝军事实力衰弱，而世家大族势力崛起并成为不可忽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虢季子白”青铜盘（宝鸡陈仓出土）
商周最大水器、藏在金文中的诗
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青铜器之一，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
盘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作器者虢季子白率军对玁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车马、弓矢、斧钺以资勉励。
铭文中“薄伐猃狁”“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该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语句以四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藏在金文中的诗。
青铜釭（陕西凤翔出土）
可见秦国宫殿规模的宏大和建造的精巧
春秋·秦，长42厘米，宽16厘米
这是一种曲尺形青铜建筑构件，与木构件结合使用，用于连接和固定建筑拐角部位。这件青铜釭出自春秋时期秦国都城雍的宫殿遗址旁，这里先后发现3个窖藏，共出铜质建筑构件64件,有曲尺形、楔形、方筒形、小拐头等。这些青铜建筑构件反映了春秋时期秦人在青铜器铸造和建筑技艺方面的进步，更可想见秦国宫殿规模的宏大和建造的精巧。
铜手钳（陕西凤翔出土）
秦国匠人和现代人用着同样工具
战国·秦
如果不是在博物馆，很多人会以为这就是一把手钳，但它的年龄已有两千多岁。
据了解，这是一件战国中期文物，出土于凤翔南指挥西村118号墓（车马坑）。通长21厘米，钳体由两个部件套合而成。尖嘴，口内咬面平齐。扁长方体柄把，把末端各有一椭圆形孔，以备穿系。两部件相交处，各为一长方形套口相互套合。结构巧妙，大小适度，极为精密，堪称“天下第一钳”。
可以推断这件铜手钳极有可能是用于制作其他器物的工具。至于其具体用途，专家推测可能是作为修缮和调整马车的实用工具。另一个功能可能是被当时的工匠们用于夹持炽热的金属，方便锻打和铸造器物。
秦陵兵马俑（秦始皇帝陵陪葬坑出土）
秦国庞大军队的缩影
在国博展线上，有出自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的两件兵俑、一件马俑。
陶俑高度一为188.57厘米、一为190厘米，陶马长215厘米、通首高163厘米。其中一件陶俑头戴单版长冠，上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足登方口齐头履，右手半握，原本握有长柄兵器，左手自然下垂，神情威严地立于长方形踏板上。
马作伫立状，昂首挺胸，四腿如柱，双耳前倾，目圆似铃，显得机警沉稳，神骏欲驰。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有两种役使方式，一种是用作挽拽战车的，即车马，另一种是披有鞍鞯、用作骑乘的，即乘马。此马当属前者。
除1974年以来相继发现的一、二、三号3个秦兵马俑坑外，还有尚未建成的四号坑。根据已发掘的部分资料推算，3个兵马俑坑总共有兵马俑8000余件，其中战车130余乘，架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10多匹，各类武士7000余件。陶俑、陶马的大小犹如真人真马。3个俑坑埋藏的大量战车、骑兵和步兵俑，是秦国庞大军队的缩影。
杨家湾汉墓兵马俑（咸阳长陵陪葬墓出土）
在秦陵兵马俑发现以前它曾是最有名的
步兵俑高48-50厘米，骑兵俑高54-68厘米
上世纪60年代，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发现以前，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兵马俑是最有名的。这些彩绘陶兵马俑的服饰、铠甲、马的毛色及鞯、辔等均施彩绘，其描绘之细致、数量之多、配套之全、品类之繁新、步武之严整，为汉代出土文物所罕见。
尤其是陶骑兵俑集中排列，自成方阵，已经是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兵种。陶骑兵俑一般的着装和不够完善的马具，说明骑兵还处于开始发展的阶段；但与战国时期的骑兵相比，又表现出装备日益完备的趋向；身披铁铠的重装骑士，则已经开始占据他们的位置。整批陶兵马俑生动反映了当时军队正处于从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主力变化的关键时期。
长陵是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其陪葬墓4号墓和5号墓据推测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夫妇墓。1965年清理了4号墓南边的11个陪葬坑，其中步兵俑4个坑、骑兵俑6个坑，分左右两列，每列5坑；战车坑1个，居两列之间，共出土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1970-1976年在发掘4号墓、5号墓时，在墓坑内外又发现了1个祭祀坑、3个用具坑和4个车马坑。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陕西兴平出土）
汉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西汉，高34.1厘米，长58.1厘米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
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绝迹。
整件器物饰以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白瓷鸡首壶（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整体造型挺拔秀丽
隋，高27.4厘米，口径7.1厘米，底径7厘米
鸡首壶是指带有鸡首状流的盘口壶，始烧于三国末年，由两晋一直沿用到唐初，流传范围很广。
鸡首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南朝至隋，鸡首由小到大，壶身由矮小到瘦长，壶口更高，颈变细，肩部贴附的系由条状到桥形。此鸡首趋向写实，柄仍保留着南朝时期的双龙形柄。瓷胎呈白色，通体施白釉，近底部无釉，表面有细冰裂纹。整体造型挺拔秀丽，线条优美。
西魏彩绘文官武官陶俑（汉中出土）
服饰风格南北文化并存
西魏，文官俑高38.9厘米，武官俑高40.2厘米
此俑出土地点位于南北交接地带，服饰风格也呈现出南北文化并存的特点。文官陶俑头上饰顶花，头顶有一束向后平伸的长发髻，这种发古代称为“椎髻”或“魋髻”。身穿交领宽袖短上衣，下着筒形裙裤。武官陶俑戴小冠，穿褶服。
北朝的山南(秦岭以南地区，包括今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一带豪族都有私人军队。山南豪族投向北魏、西魏政权后，世袭郡守县令，多次参加对南朝的战争。这些豪族分属于不同民族。该西魏墓出土的73件陶俑，大部分是文官和武官陶俑，从发式可区分出戴小冠和梳椎髻两类人。其中戴小冠的陶俑应是汉族人或汉化的少数民族形象，梳椎髻的陶俑应为山南豪族军队中少数民族吏员的形象。
秘色葵口瓷盘（扶风法门寺出土）
唐懿宗和僖宗埋入地宫的供养器
此盘呈葵口，色青中泛黄、灰，盘外壁残留当年的包装纸。在地宫出土的《衣物账》碑上，明确记载此盘为秘色瓷，是唐懿宗和僖宗在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埋入地宫的供养器。
关于秘色瓷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解释是因仅供宫廷专用，藏在深宫鲜为人见，且数量极少,故称秘色。现在一般认为，秘色瓷是指越窑的青瓷精品，是贡瓷的组成部分，但并非专供皇室。唐代确立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南方以越窑青瓷为代表，北方则以邢窑白瓷著称。
还有一种解释是：秘色瓷实为“密室瓷”，意为一种在密封的空间里烧制的瓷器，因“秘”与“密”在古代是通借字，故古越窑陶工赋予这种烧制成本极高、只供皇室享用、神秘而颜色特殊的瓷器以秘色瓷之称。
含光殿“毬场”石志（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
证明大明宫含光殿建有马球场
唐，长、宽各53.5厘米
这块出土于大明宫遗址的石志上刻有“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一般认为马球运动源于波斯，后经西域传入中国；也有人认为这种运动是由吐蕃（西藏）传入内地的，传入时间是唐朝初年。还有认为是起源于我国的三国时期。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提倡，马球运动首先在宫廷中盛行，后渐波及民间。据记载，唐代宫城中多处设有“毬场”或“毬场亭”，这块石志证明了当时大明宫含光殿建有马球场。此外，唐代长安城内的王公贵族亦多于私宅内辟有球场。京城内马球运动曾风靡一时，再以后又由京城传入各镇，并在军队中流行。
和含光殿“毬场”石志陈列在一起的，还有1958年西安唐墓出土的彩绘陶打马球女俑。共5件，均为女性，着紧身服，骑马，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但策马打球的身姿栩如生。唐代很多皇帝也喜好打马球。百姓虽然没有条件筑球场、穿特制球衣，但他们在街头里巷到处可以打球为乐。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马虎振
五一期间，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参观了国博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发现其中有不少“重器”来自于陕西。下面就以国博展线上的文物说明牌及国博官网相关介绍文字为依据，介绍18件出土于陕西的重要文物。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西安出土）
唐朝开放的时代促进了音乐舞蹈多元化发展
骆驼头高58.4厘米，首尾长43.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
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骆驼昂首挺立，驼背平台上铺彩条长毯，上有3名胡人、2名汉人组成的乐舞队。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人围坐演奏。他们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据夏鼐先生研究，应该是一人拨奏琵琶，一人吹筚篥，二人击鼓，均属胡乐。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
唐时，中亚有许多乐师、歌舞者留住长安城内，唐高祖曾拜中亚安国出生而长居长安的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曹国人曹保及其子善才、孙曹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玄宗开元时，康国、史国均造使献胡旋女子。南亚、东亚诸国中的骠国、扶南，以及日本也有很多乐工旅居长安，带来了很多新的乐曲和乐器。
船形彩陶壶（宝鸡北首岭出土）
远古人们造舟船、网具捕鱼的写照
仰韶文化时期
长24.8厘米，高15.6厘米
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此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由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演化而来。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壶身装饰网纹，极似收网捕鱼或晾晒鱼网的情景。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捕鱼的能力显著增强，大量鱼镖、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些地区还修造了存储鱼类的穴等。但远古时期舟船均为木质材料，容易腐烂，很难看到完好的实物。长江下游地区出土过独木舟及少量船桨等，资料多不完整。船形彩陶壶为独木舟模型，是人们制造原始舟船、网具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
人面鱼纹彩陶盆（西安半坡出土）
人鱼合体或是为夭折儿童招魂祈福
仰韶文化时期
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
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和鱼纹，人面头顶有鱼鳍形装饰，嘴巴两侧和双耳部位都有两条相对的小鱼分置左右，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类似的彩陶盆在半坡遗址出土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可能是一种特制葬具。
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另外，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鹰形陶鼎（华县太平庄出土）
体现了仰韶文化时期古人造型艺术的实力
仰韶文化时期
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1958年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太平庄出土，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形体巧妙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术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陶塑艺术珍品。仰韶文化以精美彩陶而著称，鹰形陶鼎的问世,表明此时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鹰形陶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十多件骨匕及一批生活器皿等。石圭、骨匕等物品通常作为礼器来使用,鹰鼎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式与众不同，可能与当时的祀活动有关。
“利”青铜簋（临潼零口出土）
为商周两代划分提供重要年代依据
周武王时期
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是商周历史的分水岭。利簋（guǐ）内底铸有铭文4列32字，记录了武王伐纣在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木星)当空，一日间结束了灭商战役。铭文内容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古籍的记载相吻合，证实了相关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利簋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能确定为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之一。2012年曾被9位考古、文博专家盘点为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作器者名“利”，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关于牧野之战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天文学家依据利簋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同时也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盂”青铜鼎（传陕西郿县出土）
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典型式样
周康王时期
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现眉县），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
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赏赐。铭文追述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为国家一级文物。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又称廿三祀盂鼎。与毛公鼎、大克鼎均出土于晚清时期，并称晚清“海内三宝”。
“盠”青铜驹尊（陕西郿县出土）
驹尊可见西周对马政的重视
西周中期，高32厘米
“盠（lí）”青铜驹尊为昂首站立的马驹形，腹腔中空，背有长方口，上置小盖，盖上有兽钮。1955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现眉县）李村西周铜器窖藏。执驹之礼见于《周礼·夏官·校人》的记载，是小马二岁离开母马而升入王闲（即天子的马厩）为服马时，初系马具所行之礼。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这件驹形青铜尊胸、盖部分别铸有铭文，记述甲申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期间赏赐盠两匹马驹。盠为感谢王恩，铸制这件驹尊告知先祖并以为纪念。
“禹”青铜鼎（宝鸡扶风出土）
铭文表明王朝军事实力的衰弱
西周晚期周厉王时期
高54.6厘米，口径46.7厘米
此类垂腹鼎是西周晚期的典型形制。鼎腹内部铸铭文20行208字，铭文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追述了禹的显赫家世，称颂其先祖辅佐周王，建功立业，武公命禹继承祖考的官职，尽忠职守；后半部分叙述噩侯率南淮夷入侵，周王朝的西六师和殷八师作战不利，武公命禹出征，禹率家族武装克敌制胜，俘获噩侯驭方，立下赫赫军功的禹铸此鼎赞颂武公的恩德。
铭文内容表明西周晚期周王朝军事实力衰弱，而世家大族势力崛起并成为不可忽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虢季子白”青铜盘（宝鸡陈仓出土）
商周最大水器、藏在金文中的诗
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青铜器之一，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
盘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作器者虢季子白率军对玁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车马、弓矢、斧钺以资勉励。
铭文中“薄伐猃狁”“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该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语句以四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藏在金文中的诗。
青铜釭（陕西凤翔出土）
可见秦国宫殿规模的宏大和建造的精巧
春秋·秦，长42厘米，宽16厘米
这是一种曲尺形青铜建筑构件，与木构件结合使用，用于连接和固定建筑拐角部位。这件青铜釭出自春秋时期秦国都城雍的宫殿遗址旁，这里先后发现3个窖藏，共出铜质建筑构件64件,有曲尺形、楔形、方筒形、小拐头等。这些青铜建筑构件反映了春秋时期秦人在青铜器铸造和建筑技艺方面的进步，更可想见秦国宫殿规模的宏大和建造的精巧。
铜手钳（陕西凤翔出土）
秦国匠人和现代人用着同样工具
战国·秦
如果不是在博物馆，很多人会以为这就是一把手钳，但它的年龄已有两千多岁。
据了解，这是一件战国中期文物，出土于凤翔南指挥西村118号墓（车马坑）。通长21厘米，钳体由两个部件套合而成。尖嘴，口内咬面平齐。扁长方体柄把，把末端各有一椭圆形孔，以备穿系。两部件相交处，各为一长方形套口相互套合。结构巧妙，大小适度，极为精密，堪称“天下第一钳”。
可以推断这件铜手钳极有可能是用于制作其他器物的工具。至于其具体用途，专家推测可能是作为修缮和调整马车的实用工具。另一个功能可能是被当时的工匠们用于夹持炽热的金属，方便锻打和铸造器物。
秦陵兵马俑（秦始皇帝陵陪葬坑出土）
秦国庞大军队的缩影
在国博展线上，有出自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的两件兵俑、一件马俑。
陶俑高度一为188.57厘米、一为190厘米，陶马长215厘米、通首高163厘米。其中一件陶俑头戴单版长冠，上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足登方口齐头履，右手半握，原本握有长柄兵器，左手自然下垂，神情威严地立于长方形踏板上。
马作伫立状，昂首挺胸，四腿如柱，双耳前倾，目圆似铃，显得机警沉稳，神骏欲驰。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有两种役使方式，一种是用作挽拽战车的，即车马，另一种是披有鞍鞯、用作骑乘的，即乘马。此马当属前者。
除1974年以来相继发现的一、二、三号3个秦兵马俑坑外，还有尚未建成的四号坑。根据已发掘的部分资料推算，3个兵马俑坑总共有兵马俑8000余件，其中战车130余乘，架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10多匹，各类武士7000余件。陶俑、陶马的大小犹如真人真马。3个俑坑埋藏的大量战车、骑兵和步兵俑，是秦国庞大军队的缩影。
杨家湾汉墓兵马俑（咸阳长陵陪葬墓出土）
在秦陵兵马俑发现以前它曾是最有名的
步兵俑高48-50厘米，骑兵俑高54-68厘米
上世纪60年代，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发现以前，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兵马俑是最有名的。这些彩绘陶兵马俑的服饰、铠甲、马的毛色及鞯、辔等均施彩绘，其描绘之细致、数量之多、配套之全、品类之繁新、步武之严整，为汉代出土文物所罕见。
尤其是陶骑兵俑集中排列，自成方阵，已经是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兵种。陶骑兵俑一般的着装和不够完善的马具，说明骑兵还处于开始发展的阶段；但与战国时期的骑兵相比，又表现出装备日益完备的趋向；身披铁铠的重装骑士，则已经开始占据他们的位置。整批陶兵马俑生动反映了当时军队正处于从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主力变化的关键时期。
长陵是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其陪葬墓4号墓和5号墓据推测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夫妇墓。1965年清理了4号墓南边的11个陪葬坑，其中步兵俑4个坑、骑兵俑6个坑，分左右两列，每列5坑；战车坑1个，居两列之间，共出土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1970-1976年在发掘4号墓、5号墓时，在墓坑内外又发现了1个祭祀坑、3个用具坑和4个车马坑。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陕西兴平出土）
汉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西汉，高34.1厘米，长58.1厘米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
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绝迹。
整件器物饰以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白瓷鸡首壶（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整体造型挺拔秀丽
隋，高27.4厘米，口径7.1厘米，底径7厘米
鸡首壶是指带有鸡首状流的盘口壶，始烧于三国末年，由两晋一直沿用到唐初，流传范围很广。
鸡首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南朝至隋，鸡首由小到大，壶身由矮小到瘦长，壶口更高，颈变细，肩部贴附的系由条状到桥形。此鸡首趋向写实，柄仍保留着南朝时期的双龙形柄。瓷胎呈白色，通体施白釉，近底部无釉，表面有细冰裂纹。整体造型挺拔秀丽，线条优美。
西魏彩绘文官武官陶俑（汉中出土）
服饰风格南北文化并存
西魏，文官俑高38.9厘米，武官俑高40.2厘米
此俑出土地点位于南北交接地带，服饰风格也呈现出南北文化并存的特点。文官陶俑头上饰顶花，头顶有一束向后平伸的长发髻，这种发古代称为“椎髻”或“魋髻”。身穿交领宽袖短上衣，下着筒形裙裤。武官陶俑戴小冠，穿褶服。
北朝的山南(秦岭以南地区，包括今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一带豪族都有私人军队。山南豪族投向北魏、西魏政权后，世袭郡守县令，多次参加对南朝的战争。这些豪族分属于不同民族。该西魏墓出土的73件陶俑，大部分是文官和武官陶俑，从发式可区分出戴小冠和梳椎髻两类人。其中戴小冠的陶俑应是汉族人或汉化的少数民族形象，梳椎髻的陶俑应为山南豪族军队中少数民族吏员的形象。
秘色葵口瓷盘（扶风法门寺出土）
唐懿宗和僖宗埋入地宫的供养器
此盘呈葵口，色青中泛黄、灰，盘外壁残留当年的包装纸。在地宫出土的《衣物账》碑上，明确记载此盘为秘色瓷，是唐懿宗和僖宗在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埋入地宫的供养器。
关于秘色瓷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解释是因仅供宫廷专用，藏在深宫鲜为人见，且数量极少,故称秘色。现在一般认为，秘色瓷是指越窑的青瓷精品，是贡瓷的组成部分，但并非专供皇室。唐代确立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南方以越窑青瓷为代表，北方则以邢窑白瓷著称。
还有一种解释是：秘色瓷实为“密室瓷”，意为一种在密封的空间里烧制的瓷器，因“秘”与“密”在古代是通借字，故古越窑陶工赋予这种烧制成本极高、只供皇室享用、神秘而颜色特殊的瓷器以秘色瓷之称。
含光殿“毬场”石志（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
证明大明宫含光殿建有马球场
唐，长、宽各53.5厘米
这块出土于大明宫遗址的石志上刻有“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一般认为马球运动源于波斯，后经西域传入中国；也有人认为这种运动是由吐蕃（西藏）传入内地的，传入时间是唐朝初年。还有认为是起源于我国的三国时期。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提倡，马球运动首先在宫廷中盛行，后渐波及民间。据记载，唐代宫城中多处设有“毬场”或“毬场亭”，这块石志证明了当时大明宫含光殿建有马球场。此外，唐代长安城内的王公贵族亦多于私宅内辟有球场。京城内马球运动曾风靡一时，再以后又由京城传入各镇，并在军队中流行。
和含光殿“毬场”石志陈列在一起的，还有1958年西安唐墓出土的彩绘陶打马球女俑。共5件，均为女性，着紧身服，骑马，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但策马打球的身姿栩如生。唐代很多皇帝也喜好打马球。百姓虽然没有条件筑球场、穿特制球衣，但他们在街头里巷到处可以打球为乐。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马虎振